美國怕甚麽?

美國怕甚麽?

 

美國, 現今所謂的獨一超强, 在高等教育, 高科技, 航天工業中執世界牛耳大概是人盡皆知的. 較少人談論的是美國透過金融市場, 操縱别國貨幣和經濟的能力. 而美國在其有份導致的世界亂局中, 把外國人才吸引到美國, 為他們提供發展機會及物質獎勵的能力, 亦是各國中少見的. 除把人才吸引到美國, 大企業亦透過金融市場成功地把海外的投資者, 員工, 供應商, 以致客戶的利益聯系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在傳媒看到他們各路人馬為美國的價值觀辯護, 成為美國這種新型 “財主教會” 的傳道網絡中的一員. 美國主流傳媒不斷抹黑穆斯林, 但其實他們現在的 “財主教會” 以讓參與者分享部份貿易和金融利益擴展美國無形疆域的方法, 和伊斯蘭教在七世紀創立不久以貿易利益統一中東各地同出一轍.

 

二次大戰後期訂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戰後國際金融貿易新秩序後, 美國便主導了西歐和其盟國的經濟走勢. 實際上, 蘇聯亦曾參加布雷頓森林協訂, 只是後來不願被美國牽著鼻子走便退出. 這亦是冷戰開始的主要原因. 1954年蘇彝士運河事件中, 美國透過大量估售英鎊, 制止了英法企圖進佔蘇彝士運河的計劃. (1) 這次羞辱性退兵加速大英帝國瓦解, 令英國在中東及亞洲的利益只可屈從於美國的影響.

 

直至今天, 這種美元與英鎊匯價的關係一直持續. 這其實就是所謂英美 “特殊關係” 的最重要一環. 金融業作為英國最大外匯收入來源, 強勢, 令人有信心的英鎊對其維持此方面的生計十分重要. 英國在二戰後工業一直表現平平, 原因是忽視能令一般人獲益的基礎教育, 教育水平每況愈下, 成人的語文及數學的水平現在是全西歐最低. (2) 故此, 這由其特殊國際地位和與昔日殖民地精英份子間的關係, 而帶來的金融業收益便是其救命錢. 英國其實在過去半世紀都常在美國和歐洲各國之間拋眉弄眼, 左右奉迎, 以為其經濟及英鎊尋找支持. 1967年底, 美國政府財政緊張, 不願再支持英鎊, 英鎊便貶值. (3) 1991年秋開始, 英國經濟衰退下, 英鎊與歐洲貨幣單位掛鈎, 以期利用强勢的德國馬克維持高位, 但1992英鎊在弱美圓下被拖低, 1992秋德國中央銀行不願無限量拿德國人民的老本來支持英鎊, (4) 英鎊便又貶值, “自由浮動”, 其實即從投美國懷抱!

 

在對日關係上, 美國亦玩弄類似手法, 不同之處在於日本以出口而非金融業為生, 所以很喜歡低日圓. 而低日圓亦對日本的出口對手南韓帶來壓力. 日本二戰戰敗後美國駐軍, 後來簽訂 “日美安保條約”, 美國派駐在日本百多個軍事設施數萬美軍, 而首都東京旁邊的橫濱就有最大的美軍基地. 刀在頸上, 這等於套在日本頸上的狗帶, 日本便成為一 “保護國” 了. 在麥克阿瑟將軍統治日本時代訂下一美元兌換360日元, 優待日本的匯率. 日本在出口上便接近完全依賴美國市場. 這就是放在日本面前的一根狗骨頭. 若日本聽話, 美國便在市場, 匯率上給日本便宜, 嘗一嘗狗骨. 如日本行為不檢, 狗骨便會拿得遠遠的. 1994年6月社會黨村山富士首相上臺後, 修訂日美安保條約, 膽敢提出削弱美國角色. (5) 後來1995年5月沖繩島便發生了一起美軍強姦一名12歲日本少女的事件! 而當時日元便升至歷史高位的1美元兌80日元. (1995年. 1月17日,阪神大地震發生,  3月20日,奧姆真理教發動東京地鐵沙林毒气襲擊, 為何日元竟升至歷史高位??) 這種情況下, 日本的出口自然大受打擊, 在財閥們的壓力下, 政府11月便發表了一份贊同美軍留駐日本的報告, 而村山富士亦於同年12月下台.

 

其實法國戴高樂總統在60年代便反對美國主宰世界金融市場. 美國當時由於越戰及社會福利開支巨大, 貿易赤字惡化, 不願讓法國把手中所持美金依布雷頓森林協訂所訂三十五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的安排兌換黃金, 戴高樂認為這樣是法國變相支持美國的向外擴張及社會福利.

 

後來美國在赤字日益惡化下索性於1971年取消布雷頓森林協訂下的金本位制.與中國修好, 安定了東南亞局勢後, 便開始向東南亞等勞動成本低許多的國家大量採購消費品, 以減低國內在七十年代的高通脹壓力. 當時美國因二戰後嬰兒潮間 (1946-1964) 出生率甚高, 出現所謂 ‘青年膨脹’ (Youth Bulge)現像.  在1964年高峰時, 美國有超過40%人口是低於20歲. (6) 而英國及法國在60年代0-20歲人口亦佔總人口達30%. 美國60年代隨嬰兒潮一代開始就業, 年青人就業市場惡化 (7) 為避免大量青年人失業而引發動亂, 必須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刺激經濟, 縱使70年代通脹不斷爬升 (1979年美國通脹高達23%), 卡特政府不願利用失業 (高利率) 來壓止. (8) 卡特年代的美國聯儲局局長伏爾克亦曾在其著作談及因卡特政府不願堅持貨幣緊縮政策, 所以無法控制通脹. (9) 近年歐洲國家失業率長期高企, 但中央銀行仍是着意於控制通脹, 不願以寬鬆的貨幣政策來創造就業, 是因為絕大部份家庭只有一到兩名子女, 年青人縱使失業, 父母很容易照顧, 不會隨便參與動亂. 人口中年青人比例比六,七十年代低許多, 一旦發生大型示威亦很容易安撫平息.

 

人口學上的 ‘青年膨脹’ (Youth Bulge) 是指年青人佔人口高比例的情況. 歷史上不少重大事件, 例如法國大革命,  1848年多個歐洲國家的革命劇變,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 1930年納粹在德國上台, 都和青年膨脹有關. 急劇增加的年青人口, 削弱建制的權威. 大量的年青人很容易被新觀念, 思想或宗教所吸引, 而由於年青人都普遍無家庭負擔, 工作又不固定, 所以很容易會被動員參予一些社會或政治衝突. 研究亦顯示, 二次大戰後許多的種族衝突與青年膨脹有關.(10)

 

1960年代在美國爆發的民權運動, 西方各國的學生示威浪潮, 和歐美六, 七十年代不少重大的國內外政策和社會現象, 其實都有嬰兒潮和青年膨脹 (Youth Bulge) 的影子. 當時西方各國面對龐大的青少年和兒童人口, 而成年人相對較少的情況, 社會上各種資源 (尤其是教育資源) 短時間內很難大幅增加以滿足需要, 而成年人又難以分散精力以應付這麽多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及兒童. 再加上在西方國家市場經濟制度下由勞動者自找工作, 而非政府編派就業, 但政府很難短時間創造大量新而吸引的就業機會. 而教育資源影響年青人將來就業, 他們對教育資源的爭奪便很容易演化成示威抗議, 再加上年青人天生反叛的性格, 所以60年代在西方國家出現的動盪其實是很難避免的.

 

青年膨脹其實其實是整個七十年代美國都處於高通脹, 高工資, 但低實質增長的真正原因. 吹噓美國自由資本主義的傳媒說因1980年雷根上台後減低向上層社會徵税, 所以美國經濟得以復興. 真相是八十年代青年膨脹開始退潮, 因大量青年人失業而引發统冶危機的風險已比60及70年代大大降低. 演員出身的雷根總統以其魅力 ’麻醉’ 國人, 忘記劇痛, 後可透過把利率提高至18%來擊退通脹, 隨後勞動人口比例在青年膨脹退潮下一路上升, 經濟自然改善. 根本不是甚麽 ’貨幣主義’, ‘供應面經濟’ 或 ‘J 曲綫’ 的神奇效力. 今天美國勞動人口約佔總人口46%, 但在1964年最低谷時此比例只為37%. (11) 六, 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負担其實很重.

 

除了寬鬆的貨幣政策外, 美國的统冶階層應付青年膨脹的方法, 似乎還有越戰

 

美國投入越戰過程主要是由約翰遜在肯尼迪遇刺後接任美國總統開始. 約翰遜在1963年冬接任後加速越南戰爭 “美國化” (Americanization).  歷史資料顯示, 在美國直接投入越南戰爭及其引起的大規模徵兵開始前, 美國曾出現廣泛的青少年示威浪潮, 而抗議焦點主要在於社會對年青人及女權的壓迫. (12) 1965年春天, 黑人學生和年青人爆發爭取民權, 教育改革的大規摸示威後, 約翰遜便在1965年7月份加派50,000美軍到南越, 令總數增加到125,000人. (13) 其實越戰在美國就曾引起很激烈的爭論, 肯尼迪就反對派美國年青人到越南送死. 許多美國人當時認為在中蘇支持北越的情況下, 美國支持腐敗的南越, 根本只是徒勞. (14) 而縱使支持南越, 為越南提供武器, 讓南越自已和北越戰鬥即可, 亦無需派美國青年到越南戰場. 在越戰中, 6萬美軍戰死或失,蹤, 約十五萬人受傷. 曾派駐越南的美軍總數近二百五十萬. (15) 越戰高峰時, 約有五十萬美軍駐守南越.

 

在60, 70年代, 美國實行的是 “徵兵制”. 18至26歲的男性都可能被強制徵召入伍. 而因為美國直投入越戰關係, 1967年適齡黑人中的三分之二便被徵召入伍, 而白人則只有三分之一. (16) 原因是入讀大學的都不用去當兵, 縱使大學畢業後被徵召, 絕大部份都不會被派到越南, 只在國內當 ‘國民警衛軍. 而美國入讀大學都要自費, 大部份大學生因此都來自中上家庭. 所以被徵召入伍的80%來自低下階層. (17) 黑人士兵在越戰的傷亡率亦較白人士兵高許多, 因為他們較多被派上前線! 實際上, 1965年秋天, 美國大規模投入越戰後, 黑人示威的勢頭便減弱. 再無見到1963年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二十萬人集會, 發表 “我有一個夢” 的場面. 對大部分黑人來說, 這個夢已變成了越南戰爭的惡夢! 由於許多適齡男子被徵召入伍, 未被徵召的, 或較年輕的, 為了避免一旦被徵召入伍後被派到越南, 自然不敢再積極參加示威抗議. 所以後來反越戰示威的都是無需害怕當兵的大學生. 而因為缺少中學生和黑人, 示威總體規模不如歐洲. 因為大量派美國青年人參加越戰這個原因, 美國便沒有出現在法國, 德國及意大利等足以動搖大資本家统冶基礎的示威浪潮.

 

歷史其實不斷重複. 有不少研究便顯示十字軍東征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公元十一世紀西歐人口迅速增長, 出現許多失業游民, 為了減輕這方面帶來對統治階層的挑戰, 羅馬教皇便鼓動歐洲人作一次這樣的 “遠征” 和 “人口大遷移”. 實際上, 十字軍中許多都是無業的 “騎士”, 甚至婦女和嬰兒. (18)

 

而發動任何大型戰爭必然少不了大量 “兵源”, 即年青人.

 

在1977年至1994年, 美國因適婚年齡人口特多, 又爆發了一次小型嬰兒潮, 高峰的1990年在美國歷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中排第七位. (19) 因此美國在2000年後便有特別多的年青人. 美國近年對外常常發動戰爭, 其實反映這人口結構特質.

 

美國金融法西斯最害怕的, 其實是自己的年青人.

 

另一方面, 60年代的美國還很害怕西歐倒向蘇聯

 

西歐, 尤其是西德, 在六十年代由於青年膨脹影響, 左翼思潮抬頭, 令美國在全球戰略上面臨了巨大的困局. 在1965年, 德國出現了一個左右翼共同執政的情形, 左翼的布蘭特擔任西德外長後便推行對東歐開放的外交政策 (Ostpolitik) (20). 1967年6月西柏林爆發學生大示威後, 左翼示威便漫延全西德. 法國在1968年5月出現特大示威抗議後, 馬克思主義浪潮便席捲西歐 (上屆德國總理施羅德, 年青時亦是大學內馬克思主義組織的成員. 畢業當律師後更是70年代德國赤軍派份子的辯護律師 )

 

這一浪潮導致德國在1969年出現了一個四十多年來未出現的左翼政黨執政現象. 當時執政的便是社會民主黨 (SPD). 總理布蘭特上台後, 政策便大幅倒向親東歐及蘇聯, 以期東西德早日走上統一. 1970年西德便和蘇聯簽訂了和平條約, 其後並把這種關係發展至東歐各國. 1971年9月, 布蘭特在事前未同西德的西方盟友協商下, 在克里米亞和蘇聯領導人布里涅列夫進行 “私人會面”,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 猶太人基辛格便視之為極大威脅. (21)

 

而在法國方面, 1958年法國戴高樂總統上台. 1960年成功引爆核彈後, 即採取反對美國領導的立場. 1964年1月和中國建交, 數月後法國海軍退出北約艦隊, 1966年戴高樂更迫令駐法北約部隊 (大部份為美軍) 全部撤離法國.

 

在這種情況下, 若西德完全倒向蘇聯, 東西德真的統一,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便面臨瓦解. 美國在歐洲的戰略利益便受到嚴重威脅. 歐洲人口比美國多, 工業水平一點都不落後於美國, 歐洲若一旦和蘇聯結盟, 對美國在全世界利益的影響可說是災難性的. 為了制止這種趨勢, 美國便只有與中國合作, 利用中, 蘇長達六千多公里的共同邊界來牽制蘇聯. (22) 對其在歐洲的擴張帶來壓力. 美國的 ’骨牌理論’ 說加入越戰是為了防止東南亞國家逐一落入共黨, 但其實美國在以前, 以致現在的最主要骨牌都在西歐, 而非東南亞. 實際上, 尼克松到中國訪問後不久, 國際形勢便朝對美國較有利的方向發展.

 

在經濟方面, 美國透過與中國修好, 安定了東南亞局勢, 從低成本地區大量進口,一定程度舒緩通脹壓力. 值得注意的是, 美國在這些相繼向日本, 南韓, 東南亞國家, 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 以致印度, 巴基斯坦的採購中並沒有付出甚麼真金白銀, 只是把一些對美國已不具戰略價值的技術轉讓過來, 而美國又不斷地透過他的 “財主教會” 吸納亞洲的科技精英到美國發展, 為他創造更新的技術. 利用超前的技術在軍事上, 經濟上威脅對手, 然後把這些高端技術 “民用化”, “商業化” (“因特網” 及 “波音飛機” 前身都是軍事產物), 注入一些企業後便讓之上市, 在股票市場集資. 在眾 “財主教會” 各支派的 “財技” 專家, 宣傳機器的鼓動下, 把股票價格大幅炒高. 一方面為美國的下一波技術投資帶來資金, 另一方面 “信眾” 買了美資企業股票, 變成 “財主教會” 的一份子, 便自然變得接受美國及其企業的價值觀. 再過了數年, 當某種科技不再 “尖端” 後, 便又 “轉移” 給亞洲各國, 換取廉價的勞務. 周而復始, 這循環便維持著美國的霸權. 這亦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保證的金本位制度解體後國際貿易維持發展的另一種形態.

 

隨著美國增大向亞洲的採購, 貿易赤字, 外債等便不斷上升. 在雷根時代, 大  舉擴軍後便開始變成天文數字. 但在美國能維持其經濟, 金融, 軍事霸權的情況下, 這些始終只不過是數字. 因為這些外貿赤字, 外債等最終都主要由各大小投資者, 尤其各亞洲中央銀行, 以採購美國國庫券的形式承擔了. 日本中央銀行便是美國國庫券在八十年代的最大買主. 而日本公司在美國大小企業投資更被傳媒吹捧為 “日本收購美國”. 但在日本公司無刀無槍, 日本本土卻被四萬五千美國大兵 ’保護’ 下, 日本的強大只是笑話. 實質是日本人把辛苦賺來的外匯在無可奈可的情況下, 送回美國人口袋里. 到冷戰結束, 美國不像以前般需要日本配合, 泡沫經濟爆破後, 日本便不單只打回原形, 更走入十年的衰退.

 

 

有些傳媒比較各國財富時, 便以香港, 新加坡, 台灣, 中國, 日本等地擁有多少 “外匯儲備” 來代表經濟實力, 其實他們都沒有搞清楚許多的 “外匯儲備” 都是美國的國庫券. 對美國政府來說, 只不過是印張表格, 簽個字這麼小意思, 根本比戴高樂當時所反對的 “美元霸權” 還 ‘霸道’. 在60年代, 美元起碼代表兌換黃金的承諾, 而現在則美元只是美元, 是美國政府可無限量供應的票據. 實際上歐洲強國, 如法, 德, 英, 北歐工業國等都很少持有這些如美元一旦大幅貶值, 便近似廢紙的 “外匯儲備”. 一旦任何國家與美國交惡, 美國政府說要 “凍結資產”, 這些 “外匯儲備” 自然亦是被凍結之列.

 

美國卻透過這種金融霸權, 不單只掌控各國的經濟盛衰, 亦為自已國民帶來大量的平價消費品, 滿足美國人購物成性的慾望.

 

亞洲越來越平價的消費品, 工業品令美國可在高就業率的情況下維持低通脹. 亞洲中央銀行在美國威逼利誘下購買美國國庫券, 各國大小投資者爭相加入美國股市, 這金錢游戲令美國在90年代中後期一直可在高增長中維持低利息. 這些其實就是在前數年被吹捧為美國 “新經濟” 中的低息, 低通脹, 高就業, 高增長的 “秘訣”. 說穿了就是亞洲的廉價高質勞工和國民為美國不單只提供了平宜的產品和服務, 還提供了平宜的資金! 最近兩年, 亞洲中央銀行減少持有美國國庫券, (23),美國利息自然拾級而上. 而其在低息年代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經濟便岌岌可危.

 

但美國20多年來的成功, 並無為其基層人民帶來很多好處. 經濟增長的成果全反映在股票及物業的價值上. 在醫療, 教育方面, 低下層的情況都比中上層差許多. 80年代青年膨脹 (Youth Bulge)退潮, 统冶階層不用再面對年青人抗議的威脅. 財富, 教育和醫療資源分配便開始越趨兩極化. 美國勞工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的實質收入, 其實是沒有增長, 或甚至是負增長的. 尼克松總统在其著作中便提及美國成人便有約25%中學未畢業, 這種情況在歐洲,日本,以致前蘇聯等成人超過95%中學畢業的國家是不可想像的. (24)

 

美國被大西洋及太平洋所保護; 北面的加拿大人口只及美國的約十分之一, 又夾在阿拉斯加和美國本土之間, 所以無法對美國構成任何威脅. 而南面的墨西哥, 中美洲小國等發展水平和北美又差許多, 在一些腐敗的南美政權得美國支持下, 中南美國家缺乏發展機會, 許多精英都流向美國, 美國本土可說是沒有任何來自外國的威脅. 統治階層沒有甚麼真的提升基層, 以團結對付外敵的需要. 所以美國政局的長期走勢基本上是由各金融資本集團的巨頭在幕後操控. 在資本集團聯合壓制下層的情勢下, 左派, 基層工會, 勢力十分薄弱.

 

因西歐傳統上都是許多不同國家互相制衡, 再加上有部份國家仍實行君主立憲, 故此國家權力便較分散, 而各個國家的統治階層為避免 “亡國” 而引致自身地位不保, 所以都必須注重提高普遍的國民素質. 因而他們的 “社會主義” 成份比美國高許多.

 

實際上中國宋朝王安石推行帶有 “社會主義” 色彩的變革時, 中國亦是各統一皇朝朝代中國勢最弱, 最多外敵的年代.

 

幾乎全部歐洲國家都有左翼政黨執政的歷史, 而北歐更是普遍實行了 “社會主義” 的資本主義國家. 公共財政佔國民生產總值超過百分之六十. 歐洲私人資本家便很難在這種情況下如美國資本家般在幕後完全控制政局發展. 所以歐洲的選舉中, 政黨扮演的角色便十分重要, 可以說是政黨決定了候選人. 競選經費主要由政黨和政府承担, 德國政黨經費很重要來源於黨員會費.(25) 在美國, 政黨只是一個十分鬆散的組織, 基本上決定何人出線為候選人根本不是政黨, 而是資本家, 因為在美國總統競選經費無上限, 花費千億的情況下, 政治人物只要在公眾面前表現不太惡劣, 誰最能得到較多 ’財主’ 的支持, 才是他會否成這候選人的決定因素. 在2000年的總統競選, 只佔美國人口1%的地區便提供了23%的競選經費.(26)

 

美國不限制總統競選開支 (除非候選人接受政府選舉資助). 美國總統, 國會議員競選開支主要由個人及利益團體支付, 政黨只負担少部份. 1979年的FELA修正案令政黨選舉開支大幅上升. 自1996年起, 最高法院的判決更對政黨的獨立捐獻不設限制. (27) 美國曾在水門事件後, 1974年透過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FECA) 的修訂把總統競選經費設限, 但這短命的修訂在1976年便被最高法院以防礙 “言論自由” 推翻. (28)

 

其實這也很合 ’法理’, 在美國不受约束的 ‘自由’ 資本主義體制下, “言論自由” 即意味着越有錢, 便越有言論獲得傳播的自由. 普通老百姓, 只有和朋友, 家人瞎聊的自由, 並沒有言論獲得大範圍傳播的自由.

 

推崇西方議會民主的人很喜歡把這制度說成唯一真正能保障大部份人利益的制度, 說成是人民權力的真正, 唯一徹底反映的形式. 但他們都不談 “候選人” 到底是如何產生的. 而令選民了解候選人的主流傳媒又是由那階層的人控制. 沒有龐大競選經費支持, 利益不和資本家或專業特權人士掛鈎的人, 縱使清廉公正如包公, 精明盡責 ‘志慮忠純’ 如諸葛亮, 前線記者熱心報導, 又有多少主流傳媒老板會讓長期佔據主要篇幅?

 

現實情況是, “候選人” 在歐洲國家都是由政黨黨團挑選, 在美國則由資本家羣挑選. 而主流傳媒都是由與政黨, 大企業, 政府, 上層社會有關的人控制. 他們 “差額選舉” 的真實情況是黨團, 資本家群, 上層社會, 主流傳媒寡頭等分別, 甚至一起選定了一些 “候選人” 給群眾從中再作挑選, 而選舉結果又往往受不同的投票和選區劃分方法, 例如比例代表制, 簡單多數等不同方法所影響, 某些方法是傾斜小黨, 有些則傾斜大黨. 英國首相, 美國總統選舉有不少次都是由得票總數其實較少的人當選.

 

在政黨组織薄弱, 但選舉經費限制較嚴的地區, 由主流傳媒老板組成的 ‘傳媒寡頭’, 更是决定 “候選人” 名單的主要力量. 資本主義的傳媒都很關心一些國家和地區會否實行直選, 一人一票, 但很少向選民深入介紹不同計票方法, 選舉經費設限等十分影響選舉結果的問題. 原因無他, 世上沒有什麼選民真的是靠親身接觸, 共同處事來認識候選人及政治人物的, 絕大部分人都只靠傳媒的報導來了解公眾人物. 直選, 一人一票的制度其實代表主流傳媒老扳們對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 只要傳媒把某人說成惡魔, 描成某些醜聞的主角, 這政治人物便成 ’過街老鼠’ 了. 到底傳媒是只否在報 “憂” 不報喜, 故意醜化和傳媒老闆利益沖突的人及團體. 為生活忙碌终日的市民大眾如何有空求證? 從何知曉?

 

三十年代著名電影名星 “阮玲玉”, “周旋” 被傳媒抹黑後憤然自殺, 遺言便是: 人言可畏.

 

所以, 在西方國家, 主要決定基層長遠利益的並不是民主選舉和議會, 而是上層社會的集體意志. 相對於以前 “專制”, “極權” 社會, 他們無可否認是較 “民主”, 因為他們的上層社會中有份參與決定 “候選人” 的人數, 佔總人口比例, 比在 “獨裁”, “極權” 社會中的類似比例高, 但最多也不會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一. 對絕大部份人來說, 中央政治權力始終是和他們搭不上邊的. 而在某些西方國家, 由於參予決定候選人的全是資本家和 “專業人士” 們, 所以政冶人物背後代表的利益和大多數人, 尤其基層其實對立. 這情況在政黨組織薄弱的美國尤其明顯.

 

低下層在美國這種政治體制下未淪為 “奴隸”, 除因為有亞, 非, 拉等地人民為他們提供了廉價的產品和服務, 還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 缺不了 “消費者” 購買 “生產者” 所提供的勞務, 而低下層又同時具備這兩種身份. 若他們太窮困, 資本主義此一循環便無法實現. 上層社會和資本家們便賺取不到任何利潤. 而美國經濟有三分之二由國內消費帶動. 如何維持活躍的國內消費市場便是統冶階層, 資本家們注重的焦點. 所以美國由資本家群選出來的總統, 議員亦不會弄得民生太苦. 否則他們幕後老板們自然將之辭退.

 

大西洋彼岸的西歐, 雖然消費市場不如美國活躍, 但歷史上分裂為不同國家, 互相對立, 而縱使政冶统一的歐盟真的誕生, 亦要面對東有俄羅斯, 歐洲本土有北約 (主要為美軍) 駐防的現實. 便令統治者們要善待基層, 以增強人民對國家的歸屬感.

同樣實行議會民主的印度, 菲律賓等, 對上層社會來說, 國內市場不如出口吸引 ( 反正他們許多家人及投資都在一些較先進的國家 ). 而這些國家又無面對即時而巨大的入侵威脅. 在殖民地政府撤退後管理國家的統治階層 (許多都是原殖民地社會精英) 並不面對迫使其改革, 團結國民, 以求自保的壓力. 所以他們其實都採取壓制下層發展機會的政策, 以期盡量謀求最大的短期利益. 對他們來說, 議會民主只不過是騙騙市民大眾, 對基層實行 “專政” 的工具.

 

西歐, 日本, 美國及印度, 菲律賓等都是人們一般所稱的 “民主” 國家, 實行的都是西方的議會民主. 但基層市民的教育, 醫療權利卻很不同. 由此引起的財富分配亦十分不一樣.

 

這反映實行西方的議會民主與否, 和國家的基層人民發展前景其實沒有甚麼關係. 在已發展西方國家, 主要決定因素在於國家所處的國際環境. 如國勢強盛, 別國難及其項背, 則雖然人均收入自然較高, 但國內會傾向兩極化. 國內工序會較多搬到國外低工資地方, 以為國家的實際統治者, 即私人資本集團謀取最大利益. 這亦是為何冷戰結束後美國獨大, 而 “全球化” 情況加劇的原因.

 

美國勞工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的實質收入負增長, 而經濟增長則主要反映在資產, 例如股票及物業的價值上. 這些都是中上層才有資格參予的金錢游戲, 所以頂層20%的人口便財富暴增. (29) 和歐洲投資基金集中在債券不一樣, 英美鼓吹資產增值, 股票市場大量向一般市民集資. (30) 有些人宣揚市民大眾透過參與股票市場, 對公司管理層形成監控, 會令資本主義經濟運作更有效率. 但各種厚厚的公司和基金報告, 其中用上各式花樣百出, 陳出不窮的概念, 專業名詞, 到底有多少個人投資者可有精神時間消化? 而且這些文件根本不反映上市公司和管理層間家常便飯般的秘密交易, 一般公眾從何監管? 這文化的真正目的其實在於 ‘勾引’ 社會中層參予和上層合謀壓迫下層和黑人等的游戲. 所以在黑人, 窮人聚居的路易士安纳州發生風災, 便沒有多少中, 上層的美國人有興趣關心, 救災反應極道緩慢.  真的 ‘你死你事’!

 

美國的公立學校 (都是低下層就讀) 質素都很差, 綴學率甚高. 教育資源極端地兩極化, (31) 1980年後大學變得向上層傾斜. (32) 而主要由私人負擔的醫療費用高昂, 醫療保險費約佔一般僱員工資百分之十. (33) 美國的醫療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15%, 比歐洲的8%高近一倍! (34) 但美國人的平均年齡及人均壽命都比歐洲低, 這反映在醫療開支上的極大浪費. 這些問題己存在20多年, 上層都無真的意願作甚麼改革. 實際上, 高醫療費用其實代表上層社會壟斷更多的醫療利益及套在下層身上的 ‘金剛圈’. 醫療和教育上兩極化對上層维持特權统治才最有利!

 

歐洲的基層人民處境便比美國好. 沒有在美國大城市中到處可見的貧民窟. 國立的中小學教育較佳, 教育機會平等許多. 醫療費用較低並一般由國家主要負擔. 加拿大的地緣政冶環境和西歐有點相似, 所以基層人民處境亦近似

 

但英國便因其在二十世紀前的 “獨一超強”, 與歐洲本土又一海之隔, 外敵不易入侵, 所以階級分岐比歐洲大陸明顯. 社會上出現明顯的低下層. 公立中小學水準亦差許多, 而相比法國及德國, 英國亦是最遲才推行全民普及教育. 但在一次大戰中英國需要大量來自美國的支持才贏得戰爭, 亦使英國統治階層明白自已風光不再, 為免控制權完全落入美國人手中, 便在一戰後數年, 1922年首次讓工黨執政. 但由於地理環境使然, 英國面對外敵的壓力, 始終比歐洲大陸各國低許多, 所以至今英國國內仍不及歐洲大陸般 “平等”.

 

英, 美文化注重 “自由”, 法德文化偏重 “平等”. 法國大革命標榜的就是 “自由, 平等, 博愛”. 這些其實並非無緣無故, 是統治階層故意塑造出來的文化環境. 英國為工業革命先驅, 十八, 十九世紀的獨一超強, 美國在工業化過程及二十世紀冷戰中完全受到兩大洋的保護, 所以他們的統冶階層都不注重團結低下層. 在他們確立資本主義制度, 自已成為最有錢的少數後, 便向人民鼓吹 “自由” 的游戲規則, 大力灌輸經濟上“你死你事” 的 “自由” 觀念.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經濟強調 ‘鷹有多大能力, 便可飛多高’ 的 “自由”, 自然意味著大部份的 ’小麻雀’ 任其 “自由” 捕獵! 美國右翼的 ‘隱形’ 喉舌, 國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ic)便不斷地在其節目中向觀眾灌輸 ‘弱肉强食’, 獅子老虎的自由等觀念.

 

在國際上, 英美在二十世紀初, 本國的工業都已大大領先別國的情況下, 便鼓吹 “自由貿易”, 要求開放市場, 以控制別國的經濟發展, 減慢後進國的工業化步伐, 甚至打擊小國賴以獨立生存的農業, 以圖藉着美國的農業優勢來完全控制小國.  在亞洲金融風暴前, 印尼稻米本是自給自足, 經索羅斯等美國金融大鱷狙擊, 印尼經濟崩潰, 向總部在華盛頓的國際貨幣基金會求救. 國際貨幣基金會借出貸款的條件之一便是印尼開放稻米市場. 之後印尼米農便跌落深淵, 而印尼變成為稻米進口國. 盛產石油的印尼成為美國的獵物, 其實是美國在冷戰後要壟斷世界石油供應的其中一步. 亞洲金融風暴本質上, 是以絲襪朦面的美國 ’金融十字軍’ 一次 ‘小東征’.

 

而歐洲大陸各國,在十九世紀初時工業革命歷程都落後於英國, 但可幸由於他們人口當時比英國多許多, 1806年, 法國為英國二倍半, 德意志各邦為英國的二倍. (35) 英國還未能威脅歐洲大陸各國. 所以統治階層為了鼓勵人民團結, 追上英國, 便拋出 “平等”. 1870年, 德, 法人口二十歲以上的, 30%和42%均已享有投票權 (雖然這其實不怎麼真的影響上層的政冶權力), 而英國還只有14.9%. 直至1885年, 英國這比例才增至 29%. (36) 英國1870年前普及教育大大落後於普鲁士和正追趕普鲁士的法國, 在1870年英國才訂立法有關落實普及教育的法例, (37) 並在1885年擴大選民基礎. 這都和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及1869年蘇伊士運河 (Suez Canal) 開通後, 南面是地中海的法國可很容易到達亞洲, 削弱了大英帝國的地位有關. 其實, 英國統治者以前並不是真的想人民 “知多點”.

 

踏入二十世紀, 歐洲大陸各國面對互相競爭及夾在美國蘇聯之中, 各國統治階層更加無法不高舉平等.

 

二戰後的亞洲國家, 各國基層人民的發展機會主要決定於該國的經濟發展速度. 其次便是發展成果能否公平分配. 歷史經驗顯示, 這和有否實行議會民主沒有甚麼關係 (尤其是在國家仍處於發展中的階段). 在美蘇冷戰時代, 亞洲的各發展中國家和日本這工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 經濟增長主要取決於對外能否利用美蘇之間的矛盾, 為本國爭取到有利的發展條件和關鍵的外國先進技術, 以縮短現代化所需的時間. 另外, 對內能否革除一些體制上妨礙國家工業化的因素, 例如實行土地改革和普及教育亦是十分關鍵. 在這方面, 長期執政的政黨和政冶家便令一些國家在與歐美和蘇聯這些政治領導人經常更替的國家週旋上佔有重大優勢, 亦使國內的一些關鍵而必要改革能順利展開和長期實施.

 

二戰後的日本形式上實行多黨制議會政治, 但自民黨在獨特的選舉制度保護下, 長期執政達四十年; 新加坡李光耀; 台灣蔣介石和蔣經國; 馬來西亞經濟高速發展期的馬哈蒂爾; 南韓工業發展關鍵期的仆正熙; 中國的毛澤東及鄧小平都是上述情況所提及的例子.

 

而香港的發展則緣於中國解放後需要香港這 “窗口” 作為吸收外國資金技術文化, 和作為與西方集團接觸的緩衝.

 

以上所提都主要在於冷戰對抗這獨特的歷史機遇. 而毛澤東就極充分地利用到美蘇對立 (38), 為世界上多達20% 的窮困, 基層人民罕有地爭取到發展機會, 在國內革除妨礙窮困人口向上層社會流動的舊體制, 和全力普及基礎教育與醫療方面, 毛澤東亦做得極成功 ( pg 388,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urice Meisner,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另外一些亞洲國家, 例如菲律賓, 印度, 印尼, 巴基斯坦, 有些實行議會民主, 有些則否, 但他們都在現代化競賽中大幅落後了.

 

由於印尼及印度均是人口眾多而有一定資源的國家, 工業大國都不願意為他們提供些甚麼先進技術, 以免為自已帶來挑戰, 而這兩個國家在地緣政治上可供利用的地方亦不多 (起碼在冷戰前如是), 更令他們在與美蘇集團討價還價, 爭取技術援助上處於很不利的地位.

 

另外原因是這些國家獨立前的既得利益集團, 例如宗教, 殖民地時代的精英份子等影響太大. 社會改革無法真正實施, 經濟亦難以發展, 而低下層生活更不可能得到改善.

 

印度的議會 “民主” 令中上階層可訂立些名為保障工人權益, 實質是只保護中層, 而壓制新就業者和低下層發展的法例. 低下層的教育權利一直被忽視, 種姓制度沒有改革下. 在國民80%是文盲的1947年獨立時實行議會民主, 實際上是一種透過議會民主而把大部份社會基層壓得永不翻身, 永遠淪為上層奴隸的方法.

 

目不識丁的基層生活已朝不保夕, 又只能靠電台, 電視獲取資訊, 所以在選舉中便成為識字的少數隨意玩弄的工具.

 

印度在1885年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前, 本來工業發展不錯, 直到1810年為止, 印度鋼的質量優於英國, 僅次於瑞典 (39) 但因為工業發展釋放出下層要求民族獨立的力量, 誘發士兵參予大革命, 觸動印度王公們的統治地位及利益. 上層社會便索性請英國接管, 以鎮壓反對他們的力量. 這種情況和明末士大夫階層邀請滿人入關鎮壓農民起義, (40) 太平天國時期, 滿清寧給列強好處, 使列強合作鎮壓太平天國, 而不讓國家推行甚麼改革類似. (41)

 

在英國正式接管印度後, 印度便被 “去工業化”, 工業發展停頓下來. 原因除印度王公們不希望工業發展再釋放下層的力量外, 亦因為英國不希望自已的殖民地 印度有機會發展成與英國在工業上抗衡的地區. 印度人口, 資源比英國多許多, 英國這樣的想法一點都不令人奇怪.

 

而英國在撤出前, 自然同樣不希望印度的工業化進程有甚麼突破. 所以便很樂意把議會民主移殖到一個人口80%是文盲的印度, 並把政權和平移交給甘地, 尼克魯這兩位在英國受訓的律師和由當地在殖民地統治下冒起, 受殖民地教育的精英組成的國大黨. 甘地的 ‘非暴力抵抗’ 及坐在手搖織布機前操作, 形像和平, 傳统, 但意味着低下層, 婦女等永無翻身之日. 其實很乎合英國人及印度上層利益. 所以英國傳媒很喜歡抬捧甘地.

 

印度本土精英的不少親屬, 投資等都在英國. 他們組成的政黨, 控制的議會和政府, 自然不會真正誠心改革那些損害到自身階層享有特權的政策, 例如種姓制度, 精英教育. 盡量壓榨國內數億目不識丁的文盲奴隸, 把印度豐富的原材料, 廉價的手工藝品賣到國外, 然後把利潤交給英國的親屬保管, 投資便可, 何必急促工業化, 誘發低下層賤民們的奪權? 這種情況和現在尼日利亞的情形其實類似.

 

所以印度在冷戰結束前的許多大計劃其實都是說來動聽, 沒有甚麼真的實行. 官員亦一直明目張膽, 十分普遍地利用各種管制, 法例來謀私利. 有利精英下一代的大學教育全力發展之時, 基礎教育卻沒有什麼改善, ‘經濟學人’ 資料顯示, 印度在獨立後五十年的1997, 成人仍然近半文盲, 婦女更近超過六成是文盲! (中國只有約17%, 絕大部份是新中國成立前出生) 這麼高的文盲比例令印度和中國比較發展差天共地 (42) 制造業發展舉步為艱. 2002 年只有620萬受僱於制造業, 不到總人口1%.(43)

 

印度近年的經濟發展, 得益的不過佔人口不到1%的頂層. 現在經濟火車頭依靠軟件業等僱用少數精英份子, 靠接外國訂單發展的第三產業. 但沒有制造業基礎的第三產業, 根本無法推動國內經濟長期全面發展, 只能永遠停留在替外國加工的水平. 制造業落後的經濟, 表面如何繁榮, 亦只是建築在浮沙上的幻像. 電腦軟件無論如何精密, 都是吃不飽, 穿不暖. 無制造業為後盾, 無電腦硬件的電腦軟件更只是 “無主孤魂”.  無制造業基礎的第三產業迅速發展, 只會為令印度這貧富懸殊嚴重的社會進一步拉開貧富距離. 而由於 “富者” 收入來源主要靠外來業務, 而非國內經濟發展, 所以印度由 “啡皮白心” 治理下 “芋頭半殖民地化” 的情況只會愈演愈烈.

 

其實列強在撤出各殖民地時的把戲都類似. 法國撤出時, 非洲前殖民地是很多小國, 小國無法脫離原宗主國自連成一經濟共同體, 很難發展甚麼大型工業. (44) 60, 70年代非洲小國間的航空交通都要到歐洲中轉! (45) 有些國家在獨立後蓋上很漂亮的中學, 原因無他, 原殖民地精英子女都要受良好教育, 然後到巴黎的名牌大學唸書. 但大部份國家基礎教育都很差, 現在他們許多國家的識字率都比印度還低. 所以這些國家都一如印度, 獨立後不久便從輕奮跌落深淵. 到冷戰結束後, 美蘇不再需要在非洲爭相討好那些腐敗的政府, 非洲低下層人民的命運便更加悲慘了. (46)

 

往日的英國殖民地中, 只有新加坡, 和馬來西亞有較好的發展. 低下層的生活亦不差. 原因除了領導人的素質外, 亦因新加坡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 人口不多的城市國家, 而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西方集團在這些區域代理人及貿易金融中心的角色. 所以便只能提高國民的普遍教育水平. 而西方集團亦不害怕這缺乏天然資源的城市國家在普遍教育水平提高後會脫離對西方的依賴. 馬來西亞由於巫人主政, 但經濟權掌握在華人手中, 亦只好推行普及教育以抗衡華人的影響.

 

英國在香港的撤退手法亦差不多, 但因香港是一個已高度發展的城市, 而政權是移交給一個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 所以低下層前境便不如印度, 非洲等這麼差. 英國在撤出香港前故意忽視幼兒, 小學教育, 但卻注重中上層享用機會較高的大學教育. (香港90年代前實施的是中上層佔明顯優勢的金字塔式中小學教育), 和許多已發展地區大學要學生自費或申請低息貸款交費不一樣, 香港的大學是政府負担近90% 學費, 變相支助負担能力本已較高的中上層子女讀書. 亦令大學學額很少, 以前能讀上大學的大部份都是精英的下一代. 20年前香港能入讀大學的中學畢業生約只佔約2%,  (比中國現在的約7% 低許多) 現在約18%, 但發展水平差不多的歐洲國家, 例如英國便達30%.(47)

 

根據UNESCO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資料顯示, 1999年OECD (經合組織,包括大部份歐美國家,共27成員) 國家政府教育開支約23%為大學開支, 因前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舊作風, 香港在2000年此數字則高出不少, 約為29%.

 

更令人詫異的是, 2000年香港特區政府花在每名大學生身上平均約185,400港元, (政府專上教育總支出, 127億, 學生總數68484人) 等於人均GDP193,299港元的96%. 比OECD的平均34%高近3倍! 但政府對每名小學生的開支卻只佔人均GDP的12 % (2000 年9月, 共有444,711名學童在719 所官立及資助小學就讀, 政府在小學教育總花費約101億) (48), 比OECD 的平均17.5%低三成! 這就是香港這人均GDP世界排第八的地區基礎教育實况! (UNESCO 數據來源: http://www.uis.unesco.org/TEMPLATE/pdf/wei/WEI_2002_en.pdf)

 

這造成香港小學在過渡前的奇特現象: 絕大部份都是半日制, 非全日制. (發達地區绝少這樣). 這情形和印度精英故意忽略全民教育有異曲同工之妙. 低下層的父母本已不善於為下一代親自教授, 因經濟問題, 許多家庭又請不起中上層都能負擔的菲律賓女傭 (香港約有210,000家庭有聘請家傭, 約佔總戶數 10%), 而夫妻不少要全職工作謀取生計. 在半日制小學, 政府又不發展幼兒教育的情況下, 低下層的子女不少便有半天無人看管照料, 教導. 在人生最重要的頭十年, 許多低下層子女便被這制度故意地淘汰掉, 或甚至誤入岐途.

上層的子女自然少了一大班對手了. 這正如魯迅所說, 表面看的禮教, 打開全是 “人吃人”!

 

英國人一方面故意忽視香港基礎教育, 另一方面在制度上保護某些和英國關係特別密切的 “專業”, 例如律師, 大律師, 醫生, 給這些行業很多世界獨有的荒謬特權, 造就一班親英的精英份子, 掌握香港一些重要的 “專業”. 這些受高深教育的精英, 專業人士自然在其撤退前的德政 “議會民主” 中佔有許多席位, 比一般基層有壓倒性的優勢. 而這些精英份子和資本家群與印度, 尼日利亞的上層社會相似, 許多人都在英美等地有不少投資. 所以在過渡後便繼續親英美的立場.

 

在英國人撤出香港前數年的泡沫經濟下, 因為就業率高, 所以社會 “安定繁榮”, 香港人亦不太在意提高知識水平. 回歸後泡沫經濟爆破, 香港因過去嚴重忽視基礎教育而導致的惡果便馬上浮現. 大批低技術勞工難以轉業, 年輕的許多因基礎較差而難以向較高技術發展. 在金融風暴後社會財富兩極分化, 低下層向上層流動的機會變得更渺茫, 政府公共財政只佔國民生產總值不到20%, 很難推行甚麼大型計劃幫助就業, 令社會更依賴親英的專業精英份子, 特權階層和資本家.

 

特區政府雖然在回歸後開始推行全日制小學教育, 但幼兒教育還是私營, 市民自費. 而十年樹木, 百年樹人, 以前英國人種下, 故意忽視低下層下一代教育的問題不是短期可解決的. 所以低下層貧窮問題便越來越嚴重.

 

過渡後, 在中小學及專上教育的改革上, 既得利益者便一直阻礙. 提出的都對老師, 大學講師有利, 對學生發展沒甚麼實質好處. 英國人在香港 “議會政治”下扶植的不少便是這些教育界和親英專業人士的同路人. 他們許多都高呼香港要加速民主進程, 但卻很少聽到他們提出甚麼可真正提高香港低下階層教育及醫療權利的建議. 原因無他, 高舉 “民主” 旗識就如在中世紀高舉 “天主” 一樣, 可為他們帶來不少 “信眾” 的支持. 對 ‘政壇長老’ 們來說, ‘爭取民主’ 其實是和政府在背後討價還價, 以维持各種特權利益的籌碼. 他們最關心的其實是如何完全壟斷這遊戲, 把可能與他們競爭的新加入者完全排擠!  被他們動員起來的市民其實只不過是棋子! 而一些胆敢對他們代表的特權利益提出挑戰, 維護基層權益的 ‘老實人’ 便被這些 ‘長老’ 和與他們有千絲萬柳關係的傳媒老板抹黑刪除!

 

香港的政客和上層社會, 不論派別, 真正關心基層將來發展的其實不多, 原因是他們不少人都像印度或尼日利亞上層社會一樣, 家庭成員和個人投資, 部份都早已搬離本地. 香港陸沉, 對他們並不意味著世界末日. 所以他們都不熱衷於如何像歐洲國家般透過提升大部份基層的質素改善香港長遠競爭力. 對他們來說, 這投資太長遠, 太無形. 他們大都著眼於如何在中短期內維持自已圈子內的特權, 把現有關係網 “利益最大化”. 對他們許多人來說, “民主議會” 真實的作用是追求短期私利的工具.

 

其實判斷執政者到底是否為廣大人民, 國家長遠發展盡力, 最主要看普及教育及醫療這兩大關键. 而國家大多數的基層的權利與發展機會能否得到保障, 是有賴一個把統治階層的長遠利益和基層的發展捆綁在一起的機制, 和側重從基層培養, 提拔人才到高層官僚體系, 政治領導階層的制度. 實行西方議會民主與否, 並無必然關係. 菲律賓, 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低下層的困境都是活生生的例證.

 

1972年尼克松訪華為時八天, 是當時歷史上美國總統離開本土為時最長的一次訪問, 原因當然是有求於中國, 無奈地有求於毛澤東. 其實, 美國金融資本寡頭們除很害怕六,七十年代的社會主義風潮和美國的年青人外, 心底亦既恨又怕毛澤東. 因毛澤東晚年為當時佔中國八成人口的農民, 婦女等帶來普及教育及醫療, 令世界受壓迫的低下層挑戰美國金融資本寡頭成為可能!

 

‘信奉’ 基督教的美國一方面支持些封建腐敗政權, 另一方面偽善地叫别國專重宗教, 不要害怕給人民民主自由. 但其實美國上層社會最不專重的是耶稣基督在二千年前創立普世教會時, 為受壓迫的低下層申張公義, 爭取權利的思想. 知識帶來人類光明, 真正的自由, 生存獲得保障才可能實現民主. 美國頂層最害怕的是給予全部人民廣泛而平等教育權利, 醫療保障的國家. 因為這些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基石! 徹底實施此一政策的國家, 釋放出人民的巨大潛能, 會令美國在長期競爭中落敗, 除非美國统治階層亦願意讓其低下層分享這些平等. 但偏偏, 這亦是他們最不願意的. 被加拿大人稱作 ‘低能兒’ 的小布什若無石油父蔭, 副總统切尼代表的殺人軍火工業與金融寡頭互相勾結, 和金權政冶下的選舉, 怎麼子承父業, 延續 ’布什皇朝’ ? 如真的公平競爭, 那些無真材實學的頂層都往那去?

 

伍迪希

1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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