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教育奇謀

有關毛澤東及文化大革命,中外都有許多不同的論述,大體來說,70至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港、台),對文革都抱全面否定態度。他們的著作多針對文革的過程及鬥爭的殘酷。而外國著作則對毛晚年政績及文革有褒有貶,並非一面倒的批評,著作多論及當時政治權力轉變過程及後果。究其原因,相信因為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是文革及毛晚年各項政策的受害人,文革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是橫禍一埸,基於自身及家人、朋友等不幸遭遇,難對毛晚年政績作全面客觀分析。

但據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及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据顯示,在毛晚年,中國普及基礎教育取得巨大成就。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亦有研究認為“小學生為文革時期的唯一受益人”。毛澤東不但大增基礎教育,還取消職業中學,大幅度提升初中及高中普通中學學額,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比較中國及印度這兩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均超過十億),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社會發展。發現中國及印度這兩個在上世紀中葉差不多同時間相繼獨立及解放,脫離半殖民地枷鎖的文明古國,起點相近,均衹有20%識字率,都是人口眾多農業國家,亦有一定天然資源,80年代前都實行計划經濟,亦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開始經濟自由化,又同樣有一大批居於海外、擁有資金技術的僑民。但現在印度成人文盲率比中國高近3倍,人均收入比中國低30% (印度在1990年代前的200年, 人均GDP其實都比中國高),平均壽命比中國低7歲,嬰兒、小孩死亡率比中國高2倍。社會現況、前景都大大落後於中國。而普遍認同制約印度現代化發展的重要因素便是文盲問題及种姓制度(此制度亦和文盲問題有關)。

普魯士1825年開展普及教育,1850年代工業發展開始起飛﹔日本1872年開始普及教育,1910年工業產值超過農產值。他們因而均後發先至,追上英美。由此看來,中國經濟及社會近年能有較快發展是和毛晚年推行的普及教育政策有重大關係的。

人們論述毛晚年政績,衹側重文革帶來對城市知識分子的災難及破壞,而避開不談對當時占當時全國八成人口的農民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其實有欠全面公正。亦防礙當代中國人正确理解在未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巨大困難及挑戰。

中國現代化需吸收外國先進技術,文化,資金。過程無可避免造成一部分人口先進入工業社會或甚至後工業社會。這是現今中國部分地區,城市的現象。但人們在不斷追求物質繁榮高度發展的時候,容易忘卻落後地區的問題,為國家長遠安定發展埋下危機的種子。美國最窮州份阿肯色州的人均GDP為全國人均GDP的48%,但中國最窮省份的人均收入低於少數發達地區GDP的四分之一,而使人更擔心的是不同地區增長速率的差異近年在擴張。重新探討毛澤東晚年堅持大部分人認為過激的平均主義政策的背後動機,可避免中國再出現在解放前因不同地域、階級發展水平差異不斷擴大、利益來源不同而引發的動蕩。亦有助中國人探究如何構築適合中國歷史、文化、人口、地理特徵的現代化社會。

“教育”一詞聽來不帶一點攻擊性,但其實是一個重要而尖銳的政治議題,因為教育政策對內涉及哪些人能獲取重要的知識、技能,進而成為社會上層分子,進入權力機構﹔對外則涉及整體國力,是一個國家長遠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中國傳統儒家雖然標榜“有教無類”,但在中國封建歷史中,最接近商品經濟社會的宋朝,識字率也衹有30%,這是古代中國的最高水平,此後便一直滑落至清末的20%。其實在農業社會,統治階層為自身利益著想,並不希望實施全民教育。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地主們就大力反對實施普及教育。但因當時英國這貿易王國在貿易、出口工業都獲利甚豐,地主們便無法抵抗工業家及貿易商 (亦是基於自身階級利益) 實施普及教育的要求。而各後進國家都無一例外,大力推行普及教育,提升國力,以追上英美。

2

英國教育學家卡扎米西斯在研究了教育的傳統及變革後指出:所有社會在民族危機和重大事變時期之後都有過重大教育改組的嘗試。這亦體現在新中國成立前後的歷史上。

新中國成立後小學入學率便由民國時期的23%,大升至1952年的49.2%,在大躍進開始時更在毛澤東大力鼓吹“開門辦學”及辦學權力下放下,由1957年的61.7%大增至1958年的80.3%。後來隨著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退居二線,教育政策亦隨之改變。小學入學率便跌至1962年的56.1%。在文革前,隨著毛澤東重新掌權,1964年小學入學率便提升至71.1%,1976年則達96%。(表一)

表一:中國適齡兒童入學率簡表

年限 入學率(%)
1952 49.2
1953 50.3
1954 51.5
1955 53.8
1956 62.6
1957 61.7
1958 80.3
1959 79.3
1960 76.4
1961 63.4
1962 56.1
1963 57
1964 71.1
1965 84.7
1974 93
1975 95
1976 96
1977 95.5
1978 94
1979 93
1980 93

來源: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p324.劉英杰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歷史資料亦顯示毛澤東在發動文革前,對當時教育體制提出很大批評,認為缺乏實踐,學校又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亦不滿大躍進後國家發展側重城市,忽視農村。所以文革期間毛便推動城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工業政策側重內陸(大三線),提高農村醫療水平(赤腳醫生)。取消專科中學,大力提升普通中學學額,普通初中入學率達80至90%,及到後來,甚至大學停招四年,至1970年才重新招生,招生又衹招“工農兵”等激進政策。

許多人批評毛破壞教育,大學教育成文革“重災區”,其實中國當時大學生人數並不多,1965年在校大學生為67.9萬(表二),大大低於現今的約一千萬。而文革十年期間,因毛的政策,一共衹招收了約一百萬大學生。以當時中國極需人才發展國家的情況看來,毛的政策确實拖慢了當時中國發展,有人歸因於毛對知識分子的討厭。但這又難以解釋毛為何大力發展小學及中學普及教育。

表二:高等教育學生人數比較(萬人)

國家 1947 1949 1965
印度 26.6 無數據 152.8
中國 無數據 11.7 67.9

來源:中外教育比較史綱

比較印度及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印度獨立後把大量教育資源投放至高等教育,1965年高校生為中國2倍多(表二)(若考慮兩國人口比例,則近4倍),毛在文革期間把中國少得可怜的知識分子精英下放農村,大學停辦後再招收一些都是當時水平較差的工農兵,文革十年導致混亂倒退。照道理印度社會發展不應比中國差,但現況、前景都顯示中國比印度好許多,原因何在?

眾多研究表明, 關鍵就是因為印度獨立後把大量教育資源投放在高等教育,而忽視基礎教育、掃盲等。表三顯示印度在50、60、70年代小學入學率都遠低於中國。而中國更是在60及70年代小學入學率大大拋离印度。

表三:小學未入學率(占同齡人口的)

年限 印度 中國
1951 71.5 50.8
1961 59.9 36.6
1973 37.8 7
1978 42.1 6
1992 8.18

(1986年印度公布“國家教育政策”,嘗試推行普及教育)

印度:6-14歲未入學(毛入學率)比例

中國:小學適齡未入學率

來源:中外教育比較史綱

 

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無可能全面現代化。這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到底印度統治階層為何會采取一個重高等,輕基礎的教育政策?原因就在於在於印度獨立是透過英國和平把政權轉移到一個新的精英階層,而該階層在獨立前和獨立後是大致完整無變的。帶領印度獨立的尼克魯及甘地均為在英國受訓律師,其領導的國大黨亦主要由當時曾受英國教育的少數(即上層社會)所組成。印度獨立後主政40多年的國大黨代表的,其實是印度獨立前已存在的本土精英份子的利益。相反,新中國成立是透過流血革命,舊精英統治階層被打倒,因而新統治階層便可順利推行新的國家政策,包括教育政策。印度則無可能推行不利於舊(即新)統治階層的教育政策,所以教育開支側重大學(因原統治階層的子女都在英國殖民統治下受良好中、小學教育,加重大學教育投資、忽視基礎教育,大大有利原統治階層維持權力基礎)。

因為以上原因,印度的半封建奴隸種姓制度,便得以保存至今天。這樣維護了印度精英階層的利益,卻以印度無法完全演變為市場經濟現代化國家為代价。而印度亦實際維持半封建的統治色彩,政治權利、總理職務在獨立後至重要盟友蘇聯解体前,便大多時間掌握在尼克魯家族手中(甘地夫人為尼克魯女兒,其子拉吉夫亦在甘地夫人去世後當總理)。 】

西方傳媒常稱贊印度為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但忘記對印度的近半文盲來說,他們始終是被欺壓的對象。無法掌握知識,根本難以提升自身的經濟、健康及社會地位。衹能依靠電視、收音机獲取信息,所以印度政客許多都是前電影明星。文盲們實質淪為上層階級隨意操控的工具。這种缺乏“民權”基礎的民主,徒具形式。

3

其實,任何社會統治階層,官僚們都或多或少有為自身階層謀取“私利”(極重要地包括子女教育)的傾向。除非統治階層利益面臨重大挑戰,一般都不愿放棄。而印度亦是80年代中面對重要盟友蘇聯國策重大轉變,才開始認真加大基礎教育投資。 毛澤東當年要透過文革打倒當權派的其中主要原因,亦是要對付官僚系統維持自身階層私利的“慣性”。而部分成功西方國家,則采取定期更換政治領導的方法,确保官僚系統不斷受不同政治領導的督促、監控。

歷史資料顯示,大躍進後中國官僚系統采取重城市輕農村策略。1962年小學入學率大幅降低至56.1%(在校生7157萬),而普通高中招生更衹有43萬人,占同齡人口約2%(表四),而大學生占全部在校生比重卻從1951年的0.3%大升至1961及1962年的1.1% (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 p101)。當時大學生都是解放前入讀小學,自然絕大部分來自解放前的上層(識字的20%)家庭。在國家仍文盲充斥時擴張大學教育,不先完成普及基礎教育,並采取重城市輕農村策略, 似乎顯示當時官僚階層 (他們主要住在城市) 确是開始顯示上述“慣性”。有意或無意地,為自身所屬階級謀取私利。為所屬階級子女謀取最佳教育机會,以持續自身階層在上層社會的地位。

表四:中國普通中學招生統計表招生數(萬人)

年限 初中 高中
1949 34.1 7.1
1950 50.1 10.8
1951 80.6 9.1
1952 124.2 14.1
1953 81.8 16.1
1954 123.6 19.5
1955 128.2 22.1
1956 196.9 37.4
1957 217 32.3
1958 378.3 56.2
1959 318.3 65.6
1960 364.8 67.8
1961 221.8 44.7
1962 238.3 41.7
1963 263.5 43.4
1964 286.6 43.8
1965 299.8 45.9
1966 272.7 20.7
1967 198.3 13.6
1968 648.5 63
1969 1023.4 103.6
1970 1176.3 239
1971 1234.9 321.3
1972 1247.1 479
1973 1139 452
1974 1345.1 541.1
1975 1810.5 633.1
1976 2344.3 861.1
1977 2367.7 993.1
1978 2006 692.9
1979 1727.8 614.1
1980 1550.9 383.4
1981 1412.7 327.8
1982 1363.1 279.3
1983 1317.1 259.8
1984 1302.5 262.3
1985 1349.4 257.5
1986 1386.6 257.3
1987 1394.3 255.2
1988 1340.4 244.3
1989 1309.3 242.1
1990 1369.9 249.8

來源:中國教育大事典1949-1990,p337,338.劉英杰主編,浙江教育出版社

有些作者認為當時低小學入學率,極少人能入讀高中的教育政策符合當時國力。但基礎小學教育、掃盲根本無需太大經費。新中國成立前對一般人民來說,讀書識字花費巨大是因為識字率衹有20%,老師自然值錢,若識字率提高,小學老師供應充足,基礎教育無理由再是花費巨大的項目。

十九世紀初期普魯士、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實施全民教育並非基於任何工業社會基礎。很明顯,是先有全民教育,才有工業社會國力,決非先有國力,才有全民教育。基礎教育發展關鍵其實衹在於政治領導推行政策的決心和能力,而非經濟實力。毛澤東當時就有這樣的決心及能力。

但實施全民教育,是否就要打倒當時的當權派及整個官僚系統?這實在是不容易簡單回答。但從毛大躍進後退居二線,小學入學率急劇下降看來,普及教育政策确在當時遇到很大抵制。而教育改革亦真的是近年眾多西方國家的尖銳內政問題。原因是涉及太多不同利益集團,又和每個人的長遠利益有切身關系。而歷史顯示,許多重要的“民權”及“教育權利”都是在統治階層面對重大挑戰時才爭取得到的。例如:1806年普魯士對拿破侖戰爭失敗,後為追上英法工業革命進程,1807年便改革農奴制,1825年開始實施初等義務教育。

1842年中國鴉片戰爭失敗,割讓香港,十年後美國“貝利將軍”以戰艦威逼日本開放通商。日本統治階層眼見從前學習榜樣中國沒法抵抗列強,為求自保便於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1872年取消舊的等級身份制,實行士農工商平等,並開始推行四年制初小義務教育。

1918年,美國婦女終於爭取到早在百多年前獨立時憲法已列明的選舉權,而背景則是一次大戰中美國需要婦女積极參加工廠工作,支援戰爭後勤。

1986年印度面對最大盟友蘇聯國策重大轉變,出口市場不保,統治精英階層生存面臨危機,開始嘗試努力加強全民教育。

毛澤東大增基礎、中學教育,但又為何要破壞當時的大學教育?大學停招四年,然後辦大學側重內陸,全國文革十年又衹招收約一百萬的“工農兵”子弟,其學業水准平均比停辦前的學生差許多,這到底意義何在?動員一千六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辦一些和高技術、工業化生產毫不相幹的事情,白白浪費這些精英的十年。在中國急需高等人才建設國家的時候,毛這樣做是否老昏了?

作者推測毛是希望達成以下目的:

文革高潮1966、67年,為新中國成立第17、18年,那時的大學生都是在剛解放前出生的。以1963年普通高中入學率衹有2%,1952-1955年小學入學率不超過55%看來,可相信大部分大學生的父母都是在民國期間中上層社會的一群(那時衹有20%識字率),或是解放後官僚系統、統治階層的中堅分子。其實這兩階層在當時存在一定的重疊性。解放時衹有很少人能中學畢業,1931年總共衹有一萬,1936年全國衹有54萬中學生。解放前數年,毛澤東及其同僚統治能影響的地區仍衹占中國极少人口。新中國成立後大大提升小學入學率至49的1952年,低下層才開始獲得接受教育机會。但在1967年他們才20歲,根本無可能進入官僚系統,遑論成為統治階層精英。

4

透過上山下鄉,令那些來自上層家庭社會的知識分子接觸占當時中國人口80%的農民,了解中國實情,實質轉變這些出身上層家庭年青人的出身背景﹔當時上山下鄉的知青、老三屆剛從中學畢業,文革十年正值他們的結婚年齡。而據“中國知青史”研究,知青与農民結婚是主導婚姻。這樣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國城市知識分子与當時農村社會低下層的階級阻隔。增加了低下層向上移動的階層流動性。

大學停招四年,可以說是透過殘酷地剝奪或延遲了當時上層社會、知識分子階層子女接受大學教育的權利。令他們將來難以或延遲了進入官僚体系。1970年再招生,是確保當時進大學的都是解放後出生,而1958年後入讀小學(即入學率由1957年61.7%大升至80.3%後)的學生,再加上收生成份主要考慮工農兵,便確保大學生大量來自普通人民群眾。68、69年後,即64年大增小學入學率至80%後的4年,更大增普通初、高中學額。在此數項措施影響下,大學生便完全扭轉文革前來自上層家庭的傾向。由於任何國家的統治官僚階層其實來源自大學畢業生,文革十年衹招一百萬來自工農兵中下家庭的學生,便使在毛去世後,招收、提拔年青幹部的過程中,低下階層農村子弟能与上層知識分子、城市人口在較接近的基礎上競爭。

十年知識分子斷層,在另一方面看,是五十年權力大轉換。雖然這十年內入學的大學生專業水平平均較低,但出身背景較接近基層群眾,確保占中國80%的農村人口利益將來不被嚴重忽視。縱使鄧小平復出, 全面掌權後於1978年恢复以考試收取大學生,放棄毛晚年主要講求階級成份、政治思想。但因當時招收的大學生都是1960年後出生,在毛晚年大力推動普及基礎教育下長大的一代,而文革的當權派在鄧小平复出後被打倒,文革期產生了特權分子階層(農村幹部)子女,都無法再以特權入讀大學。所以中國過去數千年間官僚精英絕大部分來自上層社會(識字的20%及其後代)的傾向便被歷史性地劃上句號。

近年“太子黨”問題只出現在商界。前高幹子弟极少進入政治權力中心。九十年代,十四大時人們擔心的“高幹子弟”大量進入國家政治權力中心的中共中央委員會亦未出現。中國領導層十六大後變得“平民化”,重要領導人均有平民經歷背景。許多在文革期間都在較窮省份或從事基層工作。在政策上便反映出關注基層市民、農民的傾向。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大部分曾任候補委員。 比較第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候補委員名單,發現中央委員內女性占2.5%,但候補委員內卻大幅增加5.6倍,至14%。少數民族亦提高近2倍,候補委員內均有曾上山下鄉或出身基層的背景。亦顯示未來領導層仍不會忽視農民、社會低下層及弱勢群体的利益。

以上一切其實都因為三十年前毛澤東急劇推行普及教育政策,並打斷了當時上層社會壟斷高等教育的趨勢。

毛其實是透過翻天覆地改革當時教育体制,全力發展普及基礎教育,破壞當時的專業大學教育,(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匯編數据顯示,1963年前普通教育開支約占教育總開支45%,1963年後大幅提升至1969年的95.4%。1976年毛去世時為67.1)。為推行現代化所必先實施的全民普及教育舖平道路,並以當時國家發展,中國罕有的知識分子(亦即當時的上層階級)的幸福及前途為代价,完全扭轉中國長遠的權力天平,避免中國走“印度之路”。

雖然華國鋒是毛指定接班人,但鄧小平的確是毛心目中的重要繼承人。華國鋒是在毛去世前九個月才被推上中央最高權力核心,之前衹擔任副總理、公安部長,毛未給華國鋒在重大的外交、內政或軍事方面長時間鍛煉的机會。反之,堅持反對毛極左路線的鄧小平是在毛首肯下於去世前三年復出,復出後又參与重要的外交及內政最高決策,代周恩來處理日常政務,並擔任副軍委主席、總參謀長這些極重要的軍隊職務。文革時期中共中央委員會內軍方代表數目急劇增多,依靠軍隊支持(或不反對)而發動文革的毛有句名言“槍桿子,出政權”,似乎毛為准備把權力移交給鄧小平做的工作比對為華國鋒準備做得多許多。

5

鄧小平1978年全面掌權後,雖然在內政上幾乎完全改變毛晚年的極左路線,但在普及小學教育上未作改變,小學入學率衹從1976年的96%微降至1980年的93%(原因可能是實施農業包產到戶,農民生產積极性提高,部分人讓子女種地而不上學所致)。1978年改革開放後,普通初中及高中招生數雖然大幅度從1977年高峰2367萬及993萬下降至1984年的1302萬及262萬,並在整個80年代維持在此水平。但仍比文革前夕1965年的300萬及46萬大幅提高4至5倍。明顯,鄧小平仍繼續了毛澤東的普及基礎教育政策。

中國經歷文革十年“瘋狂、混亂、倒退”,但文革結束後普通中學教育仍可維持比文革前高4、5倍速度發展,証明批評毛在基礎教育政策上過於激進,不符合當時中國發展、國力的言論根本無法成立。

實際上,中國之所以在91年蘇聯解體、國際關係劇變,面對比80年代不友善的國際環境下,仍能順利在90年代推行開放改革,全面踏入商品市場經濟,人均GDP超過印度。 是因為1964年後便一直貫徹的普及教育政策,為二、三十年後開始出現的現代化市場經濟工業社會打下必要的基石。中印同時在70年代末期開始經濟自由化政策,中國成功而印度失敗,原因就在於1964年開始的全面普及教育為1978年開放改革及時地提供必須的、具有基本文化基礎的年青勞動力。

在未推行普及基礎教育,國家文盲充斥下推行開放改革,不單衹無法令中國全面演變成商品市場經濟工業社會,更可能把國家推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國時期,忽視基礎教育,小學入學率低至20%,1936年全國只有54萬中學生。這便是民國政府在當時無法擺脫失敗命運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一生醉心“矛盾”,相信“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理性、有序、展的中國所必須具備的全民普及教育基礎及平民階層子女大量湧入官僚系統就在瘋狂、混亂、停滯的文革中誕生、固定下來。

比對中國及印度這兩個在上世紀中葉差不多時間相繼獨立及解放,起步條件近,但今日社會狀況、前景,尤其是中下層處境便大不相同。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以流血革命換來解放,誕生了一個和舊上層社會毫無關連的統治核心,能帶領國家真正走向獨立強國之路的政策得以落實,舊統治精英階層、既得利益集團無法左右﹔另一方面,因為在毛晚年,知識分子、官僚階層為毛澤東心中理想的中國不明不白地付出了災難性的代價。對他們來說,文革完全是無妄之災。畢竟人總是人,官僚精英階層在位日久,自然有維持自身利益的慣性。但偏遇到熟讀歷史的毛澤東,四弟妹及妻子楊開慧,全為革命犧牲,兒子朝鮮戰爭中為國捐軀,故為達成心中的理想便視整個統治階層,身邊共事多年的同袍為革命工具,視他們的災難如無物,聽來十分冷酷。

毛澤東認為需要切換整個官僚階層來實現心中社會主義中國目標,便毫不留情,看來一點都不念舊。但想想長征時紅軍從八萬多人到後來剩下數千,中國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數百萬士兵捐軀,他們都來源自農村。毛其實沒有忘記,並無背棄以鮮血為中國爭得獨立自主、打下社會主義江山的農民子弟兵。

 

伍迪希

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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