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數中的計時炸彈 – 香港人口危機探討

Comment to consultation paper, sent to the HKSAR Government 10.2006

 

  1. 將來不同往日

 

以總撫養比率40% 為 “臨界點” 來考慮, 香港1996~2020年間總撫養比率保持在40%以下的較理想狀態, 而2020年後再度上至高於40%, 情況其實會比1996年前的較高總撫養比率惡劣許多.

 

香港1996年的高總撫養比率是因為當時兒童及少年人口比例較高. 1973年總撫養比率高於60%, 但在社會推行家庭計劃 (節育) 及國內非法移民湧入下, 總撫養比率便在1973~1980年間急降至約45%. 而2020年後總撫養比率的再度上升至高於40%, 卻不可能透過推行家庭計劃 (鼓勵生育) 來解決問題, 因為這只會意味著總撫養比率進一步上升. 而在人口急劇老化的情況下, 香港對移民的吸引力亦只會降低. 那麼, 2020年後解決問題的方法便只剩下延遲退休年齡這 ‘下策’. 對大部份的年長就業人士, 尤其是中下層崗位來說, 勞動效率其實很難提高. 所以, 可供選擇方案只有1. 現在便加快吸納移民, 或2. 現在便鼓勵生育.

 

 

  1. 大量 ‘挖角’ 可行嗎?

 

評估超低生育率對香港長遠生產力及競爭力產生的影響, 自然要考慮鄰近地區及競爭對手的生育率. 數據顯示情况不容樂觀. 以2006年計, 臺灣: 1.18, 新加坡: 1.24, 上海: 0.77, 香港: 0.98 (世界排名包尾), 而中國大陸由於農村普遍多生及漏報, 估計為1.2~2.3之間, 一般相信為1.8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 雖然上海生育率比香港低, 但由於普通話是通行口語, 所以上海大量吸納來自全中國各地移民和人才毫無困難. 但香港卻受制於廣東話, 很難大量吸納非廣東話移民. 能說普通話的人口達13億, 但國內能說廣東話的人口不到六千萬. 近年廣東省不少地區外來移民湧入, 普通話己變成主要口語. 由於港人學習普通話進度缓慢, 故相信二十年後仍會以廣東話為口語, 這無疑是吸納移民和人才的一大障礙. 新加坡則以英語為主要語言, 而且週邊地區的發展前景不算特別出色, 故此吸納移民便十分容易.  1990年新加坡人口為三百萬, 非居民 (non-resident) 佔31萬, 而2000年人口增至四百萬, 非居民人口為76萬, 即90年代增加的33%人口中, 有近半為非居民 (绝大都份為移民). 反觀香港, 近十年來人口增長主要為每年约五萬的國內單程證居民, 而2005年更連每年五萬的配額亦未能用盡. 國內單程證來港人士較多為低技術勞工, 已令香港出現低技術勞工過剩, 故此難以增加輸入國內移民來舒緩人口老化問題.

 

而現在每年萬多名在港出生, 但母親為國內人士的兒童在年幼時便來港就學的百分比相信不高. 原因是其中不少父母親均為國內人士, 而縱使其父親是香港人, 現在香港生活費用高昂, 基層缺乏工作機會, 母親願意來港的可能性亦偏低. 這些在香港出生的國內小童若非自幼便在香港受教育及成長, 那麼將來長大後來香港工作, 交納香港稅款的可能性亦自然不高, 難以為緩解將來人口老化問題帶來實質幫助.

 

外國經驗顯示, 因短時間內吸納的移民人口不可能佔人口太高比例, 單透過吸收移民以緩解人口老化問題只可能帶來很少的幫助. 以較善於吸收移民的美國為例, 90年代的移民人口亦只是約1千1百萬人, 約佔總人口3%. 如前所述, 香港的主要日常語言為廣東話, 相比日常口語分別為普通話及英語的上海及新加坡, 香港更難吸收外來移民, 而只能集中吸引較高學歷及知識水平的專才. 但一方面這些都是各地城市爭奪的對象, 另一方面香港缺乏高技術科研及工業基礎, 能為這些專才帶來的工作機會其實十分有限, 故此, 香港其實不應期望吸納外來優才可為緩解人口老化帶來什麼實質幫助.

  1. 水浸眼眉

 

2005年香港人口中位數為38.9, 而中國的人口中位數則為32.6. 這顯示中國大陸比香港在扭轉人口老化趨勢上有更多的時間及彈性. 而中國大陸城市現仍普遍實施一孩政策, 改變政策便可很輕易地減慢人口老化的速度. 實際上, 近年已出現輕微放寬的情形. 而基於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中國很可能在未來十年進一步放寬生育政策. (註一) 到時香港比中國大陸人口老許多的情況亦會加劇, 而香港能繼續扮演服務樞紐及對外窗口的能力亦頓成疑問. 因此, 要保持香港的競爭力, 便必須拉近香港與中國現在生育率上0.96及1.8的嚴重差距. 其實問題十分迫切, 因現在香港女性人口中高比例為30-45歲, 若無法在未來十年內鼓勵此年齡階段內的女性增加生育, 便會錯過刺激出生率而緩解人口老化問題的最後機會. 在2020年後, 生育年齡人口大幅下降, 除非到時婦女願意每人生4名小孩 (這可能性極低, 亦會因而嚴重影響年青女性的就業及社會生產力), 否則根本無法緩解人口老化的壓力. 到時大量就業人口相繼退休, 稅基大幅縮小而老人醫療, 養老開支急增, 無論政府以致整個社會, 均難以應付如此龐大的負擔. 這情形如同1990年後日本人口不斷老化, 老年撫養比率從90年17%增至95年21%, 00年25%, 05年30%, 因而國債急劇增加, 經濟掉進衰退泥潭中一樣.

 

2005年香港人口中40-44歲共70萬人, 20-24歲降至只有46萬人, 更令人吃驚的是, 0-4歲只有 26萬人, 由此何見, 若出生率持續低下, 未來生產力及稅基將會面臨災難性的收縮.

 

香港面對這人口老化危機最切實的對策便是提升本地人的生育率. 透過提高出生率來避免將來人口嚴重老化帶來的社會及經濟危機, 便需改革不利於生育及家庭發展的社會制度, 經濟結構及工作文化.

 

  1. 如何 ‘開技散葉’, 避免 ‘樹倒老人散’ ?

 

要提高香港的生育率便需借鑑外國經驗.

 

在已發展國家中, 能維持較高生育率的為美國 (2.09), 法國 (1.84), 紐西蘭(1.79), 愛爾蘭 (1.86)及北歐國家. 而生育率特低的主要為東亞國家及地區, 如日本 (1.4), 南韓 (1.27), 臺灣, 新加坡, 香港和南歐國家, 如意大利 (1.28), 西班牙 (1.28).

 

 

OECD等組織研究認為要提升生育率, 便需要降低養兒育女的 “間接成本”, 即如北歐國家般提供完善的幼托, 教育服務及便於母親照顧子女的工作環境及文化.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 Rates in OECD Countries: The Role of Policies, OECD) 德國, 南歐和日本都缺乏這些優勢, 所以生育率低下. 但這未能解釋美國, 愛爾蘭及紐西蘭這些相對缺乏上述條件的國家為何有較高的生育率. 而新加坡近年推出許多鼓勵生育, 建立家庭的措施, ( 雖然產假長度及現金補貼不如北歐國家豐厚, 而且集中在第3胎及以後 ) 但對刺激生育率效果似乎不大.

 

在歐洲國家中, 愛爾蘭一向有較高生育率, 而其人口最年青 ( 2005年人口中位數為34.2 ), 90年代才經濟起飛, 近年大量吸納移民, 相信都是其生育率偏高的原因. 美國及紐西蘭的較高生育率其實是和他們的高少數族裔比例和大量吸納移民, 基於種族間潛意識下的 “生育競賽”, 婦女傾向多生, 因而拉高生育風氣有關. 而且美國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年齡為約25歲, 比一般己發展國家婦女的28,29歲低許多. 亦大大增加了婦女生多於一胎的機會. 雖然法國女性不如北歐般易於平衡照顧子女和工作, 但法國1930年後一直鼓勵多生, 工時短, 有歐洲最慷慨的家庭福利津貼, 移民及少數族裔比例偏高, 都是其生育率高的原因

 

由於香港少數族裔佔人口比例只為5%, 其中一半更是單身, 不會在香港建立家庭的家庭傭工. 大量吸納外來移民又面對前述的種種不利因素, 故此要提高生育率便只能效法北歐國家. 實際上, 高稅的北歐國家由政府提供完善的育幼服務及大量對家庭及兒童的補貼. 令少生的家庭要承擔高稅但較少享有福利, 變相被 ‘岐視’, 因而夫婦便傾向多生.

 

而東亞及南歐國家生育率嚴重偏低. 除因為這些國家未有採用北歐國家的 ’育幼友善’ 政策外, 其實亦和東亞國家高度競爭的基礎教育有關. 以新加坡為例, 小學階段競爭異常劇烈, 在四年級便把學生分流, 令10歲小孩便需面對影響其一生發展的挑選. 再加上新加坡獨特地維持小學半日制, 而幼稚園近半私立, 都大大增加了家長在協助子女應付小學教育 “挑戰” 的時間和精神負擔.

 

汲取新加坡經驗, 在推行鼓勵生育政策過程中必須降低幼兒, 小學教育的高度競爭. 北歐平等而優質的基礎教育制度令北歐父母不如東亞父母般需為協助年幼子女面對劇烈的教育競爭而勞心勞力, 大大降低養兒育女的時間及精神成本.

 

  1. 親生兒不如近身錢?

 

出生率特低的東亞國家及地區, 如日本, 韓國, 臺灣, 新加坡, 香港和南歐國家, 如意大利, 除上述的因素令出生率低下, 人口老化問題極嚴重外, 還有一項重要而很少人談及的共同特徵: 高私人儲蓄率. (臺灣, 新加坡和香港缺乏數據, 但一般都估計頗高)

 

下表顯示OECD國家1990-2004, 1985-2003平均私人儲蓄率及2006年出生率.分析1985~2004年眾多已發展國家的私人儲蓄率和生育率, 發現私人儲蓄率和 “將來” 的出生率有密切關係. 即 1985年~2004年間私人儲蓄高的國家, 2006年出生率便偏低, 而私人儲蓄率低的國家, 2006年出生率便偏高. 唯一例外的是1930年後一直鼓勵多生的法國. 筆者亦曾比較1990-2004年內的出生率和 “當時” 的私人儲蓄率, 發現關系沒有那麼明顯. 這一方面反映人們因子女少而需多儲存養老金, 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當私人儲蓄偏高, 人們老來有’金’旁身, 便容易產生不養兒育女的念頭. 其實兩者是互為因果關系.

 

以新加坡為例, 高私人儲蓄率, 高中央公積金令人認為退休後可依靠大筆的低風險儲蓄及公積金養老, 因而不會依賴較 ”高風險” 的下一代投資. 由於新加坡不少女性都能獲取較理想及高收入工作, 在這情形下, 容易傾向把時間 “投資” 到 “回報” 較穩定的工作上, 而非下一代.

Country Household Saving Rate

Average 1990-2004

Fertility Rate 2006
Finland 2.99 1.73
Australia 3.41 1.76
United States 4.13 2.09
Norway 5.30 1.78
Czech Republic 5.53 1.21
Canada 7.17 1.61
Sweden 7.23 1.66
Austria 9.66 1.36
Japan 9.96 1.40
Switzerland 10.52 1.43
Germany 10.90 1.39
France 11.80 1.84
Netherlands 12.19 1.66
Italy 15.18 1.28
Korea 15.63 1.27

Source:

Saving rates: http://www.oecd.org/document/61/0,2340,en_2649_33733_2483901_1_1_1_1,00.html

Fertility rates: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

 

 
Country Household saving rates 85-03 Fertility 2006
New Zealand -2.48 1.79
Finland 1.8 1.73
Norway 3.26 1.78
Sweden 3.52 1.66
United States 4.9 2.09
Australia 5.14 1.76
United Kingdom 5.38 1.66
Spain 8.52 1.28
Portugal 8.73 1.47
Canada 8.82 1.61
France 9.98 1.84
Austria 10.62 1.36
Netherlands 10.88 1.66
Belgium 11.06 1.64
Germany 11.52 1.39
Japan 11.62 1.4
Hungary 16.3 1.32
Italy 16.62 1.28

 

 

Household saving rates for years 1985 to 2003 and average saving rates from 90 to 00

year 85 90 95 2000 2003 Saving Rate 90- 00 Fertility of 2000-2005
New Zealand 1.3 0.7 -3.8 -4.1 -6.5 -2.40 1.96
Denmark N/A 3.2 -0.1 -5.7 0.3 -0.87 1.75
Finland 3.4 1.8 4.8 -1.4 0.4 1.73 1.72
Sweden 2.2 1.1 6.3 2 6 3.13 1.64
Norway -3.3 2.2 4.6 5.2 7.6 4.00 1.79
United States 9.2 7 4.6 2.3 1.4 4.63 2.04
United Kingdom 6.9 5.6 7 3.5 3.9 5.37 1.66
Australia 10.8 9.3 4.9 2.9 -2.2 5.70 1.75
Switzerland N/A 6.7 8.1 8.3 5.7 7.70 1.41
Canada 15.8 13 9.2 4.7 1.4 8.97 1.51
Spain 7.8 8.6 11.3 7.5 7.4 9.13 1.27
Ireland N/A 7.9 11.3 9.9 8.3 9.70 1.94
France 8.9 7.8 11.2 10.9 11.1 9.97 1.87
Austria 10.5 14 11.7 8.4 8.5 11.37 1.39
Belgium 11.1 12.1 13 9.2 9.9 11.43 1.66
Germany 12.1 13.9 11.2 9.7 10.7 11.60 1.32
Japan 16.5 13.9 11.9 9.5 6.3 11.77 1.33
Netherlands 5.6 17.5 14.4 6.8 10.1 12.90 1.72
Republic of Korea 14.8 22 18 10.5 2.5 16.83 1.23
Italy 21.5 24 17.9 9.2 10.5 17.03 1.28

Source:

Saving rates: page 31, http://www2.e.u-tokyo.ac.jp/~seido/output/Horioka/horioka002.pdf

Fertility rates:

https://www.cia.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rankorder/2127rank.html

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

 

紐西蘭國民收入不高, 父母養兒育女成本亦比北歐高, 但政府福利開支中約一半用於家庭及幼兒, 而養老支出只佔25%. 政府亦未有如歐洲國家般設立退休金保障, 但私人儲蓄率處於極低水平, 便大大加強了人們 “養兒防老” 的動機.

 

由於近代社會價值觀及倫理關係轉變, 道德制約轉弱. 這情況以香港等高度金錢挂帥的社會尤為嚴重. 對個別家庭來說 “養兒防老”, 變成回報十分不確定的 “投資”. 人們便因而轉移投資到 “回報” 較 “穩定, 可靠” 的金融產品, 生育率因而大幅下降. 對個體來說, 這決定無可厚非, 甚至可說是較理性的決定, 但對社會整體卻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而對將來 “整體” 的退休者來說, 社會缺乏年青人, 其實即意味著生產力低下, 社會根本不能為退休人士手上的投資產生足以養老的回報 (缺乏年青勞動力, 房產亦缺乏能付租的租客) . 所以有些國家現在鼓勵市民為退休多儲蓄, 多作投資而忽略 “生育優先” 的做法其實是自掘墳墓.

 

  1. 幻影

 

鼓勵個體透過積聚金融資產, 來建立養老保障, 其實並非正確應對人口老化的方法. 正如上述, 這促使生育率下降, 除非現在的 “少生” 有助於大大提高下一代的生產力, 否則現在的超低生育率便必然意味著將來的低經濟增長及低供養力. 而在現今資金泛濫, 遊資充斥的年代, 個體不斷積聚金融資產, 其實對社會提昇科技或教育水平幫助甚微. 香港強積金許多投資於海外資產, 正好反映退休保障基金對提昇香港 “將來的” 生產力幫助不大這事實. 個體所擁有的金融資產多少其實是反映其支配社會物質財富的權力的相對大小. 故此, 若這種不斷聚積金融資產, 鼓吹資產增值的風氣如果無助於提升社會在科技, 工業或人文知識上的生產力, 那麼, 這種風氣其實對社會是有害的. 對個體而言, 若社會生產力無法增加, 甚至下降, 積聚的金融資產其實亦不能為退休帶來甚麽保障. 因為在高撫養比率的年代, 儲蓄率相對偏低 ( 退休人士都需要贖回投資以供消費 ), 投入市場的資金及勞動力減少, 為了維持經濟增長, 政府便需要採取較 “通膨” 性的貨幣及財政政策, 以鼓勵就業 ( 包括鼓勵長者就業 ), 這意味著養老的投資會被侵蝕. 情況一如美國在撫養比率高的60及70年代便維持高通脹但低息. 不同的是東亞60, 70年代年青人過多, 道路曲折但前景光明, 但2030年則會是老人過多, 路途困難孤寂, 前景暗淡.

 

和西方國家一樣, 東亞國家50~70年代主要面對因出生率高, 兒童人口多而帶來的高撫養比率及急需為年青人創造就業的挑戰. 東亞在過去工業起飛時期的高儲蓄率, 為資本形成及工業發展提供了資金. 而踏入80年代, 由於撫養比率大降, 就業人口比例急升, 因而出現的 “人口紅利” (population dividend) 及龐大的消費者群輕易創造出繁榮經濟. 在這些情況下,鼓吹透過個體拼命工作, 積聚私人財富及資產增值容易提高效率及令經濟維持增長.

 

但己發展國家近十年的經濟增長和私人儲蓄多少其實毫無關系. 根據 OECD 1995~2004年的數據, 私人儲蓄率明顯極低的美國及澳洲經濟增長分別達年均3.5%及3.75%. 但德國, 法國及日本等國私人儲蓄甚高卻經濟增長緩慢. (http://stlouisfed.org/publications/re/2005/c/pages/saving_crisis.html) 這一方面反映年齡中位數在2006年約為37的美國和澳洲與年齡中位數為40, 43, 44的法, 德, 日因人口老化程度不同而導致經濟發展差異. 另一方面亦證明對已發展經濟體系, 高私人儲蓄不會對經濟成長帶來任何幫助. 以下筆者搜集的數據亦證明此一論點. ( 除有豐富石油收益的挪威外, 高增長的國家人口偏向年青 )

 

 

Country Average Household Saving Rates 90-03 Average GDP growth 1990-2003 Median Age 2005
Finland 2.96 3.7 40.9
Australia 3.12 4.75 36.6
United States 4.09 3.9 36.1
Norway 5.24 6.14 38.2
Sweden 7.07 3.58 40.1
Canada 7.17 3.67 38.6
Netherlands 7.39 4.11 39.3
Ireland 8.49 6.79 34.2
Austria 9.48 3.66 40.6
Switzerland 10.69 2.71 40.8
Germany 10.7 3.2 42.1
Japan 10.74 3.21 42.9
France 11.99 3.68 39.3
Italy 15.32 3.38 42.3
South Korea 15.95 3.38 35.1

 

 

  1. 四小龍 四小窮

 

近年東亞仍維持高私人儲蓄率其實為該區長遠可持續發展帶來嚴重的障礙. 首先, 東亞國家的儲蓄大部份投資在國外, 例如外匯儲備中近半是美國國庫券. 因而許多儲蓄並未用作提升東亞的科技, 工業, 基建及生產潛能. 而剩下留在東亞的高私人儲蓄主要轉化為私人投資, 而非公共投資 (東亞國家政府負債很低, 而日本國債亦是90年後才急增). 私人投資一切均以賬面贏利為目標, 因而絕少能投入到教育, 幼托, 幼教, 對東亞國家長遠在人力資源的質和量上的提升幫助甚少. 但卻為東亞的人民帶來高退休保障的假象, 以為手中握有的金融資產如退休金, 股票及房產等可供日後退休享用, 所以便放棄 “養兒防老” 的觀念, 因而出生率位列世界末端. 但對整個社會來說, 世界最低的出生率必然代表將來最低的生產力. 因為現在建立的基礎都會因缺乏年青人繼承而衰落. ‘四小龍’ 很可能變成 ‘四小窮’!

 

其實東亞國家已跌入這高私人儲蓄造成的陷阱, 其中日本由於其人口基數大, 文化排外性高, 難以大量吸納移民, 而現在人口中一半已超過45歲這生育界限年齡, 因而很難提高出生率以緩解人口老化. 所以日本前景最為暗淡. (註二) 而新加坡由於其人口少, 英語通行, 吸納外來移民能力強, 所以有望透過吸納移民來緩解人口老化危機. 而南韓則寄望將來和人口年青, 出生率高的北韓統一. (年齡中位數南韓36, 北韓32, 出生率南韓1.27, 北韓2.1). 臺灣則上層社會許多下一代已身在美國, 對臺灣沒有什麼寄望.

 

東亞國家及香港現在的私人儲蓄率過高正造成 “投資”上的嚴重錯誤. 一方面過高的私人投資擠走公共投資的資金, 令社會資源很難如北歐國家般大量投入到幼托, 幼教, 嚴重拖低出生率. 造成真正決定長遠生產能力的 “人力資源” 投資十分低下, 另一方面私人資金集中於房地產及股票市場投機, 造成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 不少上層以及中產階級在房產上獲利, 又進一步削弱了社會上對房價上升的政治及輿論制衡. 高房產價格妨礙年青人結婚, 生兒育女. 而金融資產主要由中, 老年人掌控, 削弱了年青人獲得財富的機會, 又造成年青人難於結婚及多生. 現在社會是為了追求短期泡沫式的繁榮而犧牲了長期, 可持續的發展機會. 無異飲鳩止渴.

 

  1. 古訓: 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 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

 

糾正上述錯誤便應把私人儲蓄誘導至幼托, 幼教, 鼓勵最少生育兩胎的投資上. 因此香港應效法歐州國家, 成立Pay As You Go的全民供款式退休保障制度, 以吸收私人儲蓄. 把吸纳的資金用於提供長產假, 父母假, 幼教, 幼托, 育兒津貼和創造便於婦女照顧家庭的工作環境及文化上. 因而帶來的高出生率及較高質素的下一代才可真正維持未來社會供養年老人口的能力, 同時防止將來稅基大幅收窄, 而養老基金的償付能力亦得以確保.

 

人類近代歷史其實是隨著道德規範弱化, 政府及公營部門便增強職能和規模, 為社會發展提供新的框架. 所以現在各國公營部門佔GDP比重都比一百年前大增數倍至十倍. 香港要做的, 是透過設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 以政府征稅能力來確立新的 “養兒防老” 秩序. 和傳統不同之處是, 這種新制度並非建基於個體及道德制約, 而是 “整體” 和 “法律”. 由政府承担大部份的 “養兒” 開支, 透過法律約束, 令將來 “下一代整體” 以交稅或對退休金供款的方法支持退休人士的生活, 達成 “防老”. 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確保社會長遠的可持續發展.

 

具體辦法如下:

 

  1. 新增一類似現行強積金的 “養幼防老” 退休保障制度. 雇員, 雇主每月各供款工資5%.

 

  1. 和現行強積金不同, 新計劃的供款全數供政府運用. 主要用於上述各項鼓勵生育, 幼托, 幼教等方面. 以2005年强積金總供款300億, 約佔香港GDP 2%計, 此計劃收取的供款亦約為此數. 歐洲在幼兒, 家庭福利方面的開支約為 GDP 2.5%. 北歐則約為GDP 4%. 此 “養幼防老” 計劃每年所得供款佔 GDP 2%, 故此應可全數用於以上目的.

 

  1. 和瑞典數年前推行退休金改革後情況一樣, 供款人帳戶為 “notional account”, 供款並非進行 “財務投資”, 而是作為政府支出, 但 “notional account” 內的供款每年均可享投資利息. 在瑞典, “利息” 與實質工資增幅挂勾, 香港則可考慮與 GDP增長挂勾, 並讓子女較多的供款人享有較高 “回報率” (子女可包括親生, 非親生, 收養, 寄養, 甚至助養), 以鼓勵市民增加下一代的數目. 由於回報率與GDP增長挂勾, 所以政府對此退休金的每年平均支付亦會維持在 GDP 2%~4%之間.

 

  1. 退休基金全數由政府稅收承擔 ( 即 “Pay As You Go”) , 供款人退休時所聚積供款用作購買由政府提供的年金 (annuity). 供款越多年金越多. (做法與瑞典一樣) 由於年金是按年支付, 所以將來政府在這方面每年的開支只佔每年GDP約1%~5%, 視乎退休人數多少而定. 這開支由稅收保證, 雖然會對將來稅率造成壓力, 但把現有私人資金誘導至增加生育的投資上, 若能增加30%的出生率, 長遠便擴大了稅基30%, 將來因而加大了的稅入完全足以抵消養老金的支出. 出生率從現在0.98的低位提升30%亦只達 1.3, 其實比歐洲一般1.66還低 .

 

這 “養幼防老” 退休保障制度除可無需加稅便能為促進生育, 幼教提供資金外, 尚可把市民的退休保障與生機勃勃的幼兒發展挂勾, 大幅提升未來勞動力的質量, 為 ‘老有所養’ 提供最真實可靠的保障. 而且又幫助市民建立起退休資產, 令港人無需再把全部青春花在工作上, 能真正的善用生命, 不用再急於在青壯年拼命工作以為退休準備足夠儲蓄.

 

  1. 不走窮途, 走新路, 走生道

 

為提升女性及長者的勞動人口參予率, 鼓勵彈性的工作安排以開拓潛在的人力資源, 並降低年青人失業率, 以利於結婚生育, 社會應採取較著重創造就業的經濟政策. 而放棄依賴私人資產價格起落帶動消費的經濟增長方式. 雖然在聯系匯率制度下, 香港沒有多少貨幣及利率政策上的自由, 但仍可透過財政, 稅收, , 勞工, 土地及房屋等政策來造成 “鼓勵就業, 壓抑投機” 的環境. 壓抑投機除可鼓勵就業外, 亦避免不斷高升的房價妨礙年青人結婚生育. 雖然香港這外向型經濟體系較受國際因素波動影響, 但若能配合國家的長遠經濟規劃發展, 更好地扮演香港的獨特角色, 在中國龐大經濟規模及未來較高增長背景下, 香港朝一些策略性方向平穩發展其實並不困難. 深化, 拓寬多元文化視野就是維持香港作為中國最主要對外窗口的關鍵.

 

新加坡政府面對老年人口大增, 強調必需控制醫療成本. 香港價格, 質素都欠完善監管的私營醫療佔總開支40%, 比能成功控制開支的新加坡, 日本, 澳纽, 歐洲20~30%高. 如何有效規管, 誘導香港私營醫療健康發展, 將是未來重要課題.

 

由於改變人口結構過程漫長, 縱使香港能在未來數年間大幅提升生育率, 亦要面對2020年至2030年間的人口老化, 所以推遲退休年齡已是無可避免. 為此, 交通運輸和城市設計應作相應規劃, 以便利較年長人士上班通勤.

 

為讓市民更容易平衡工作, 健康和家庭責任, 在城市規劃建築上應改變過往只在交通不大便利的位置興建康樂, 社區設施的方針. 改而在交通樞紐附近興建社區, 幼托, 幼教, 體育及門診設施. 過去香港在交通樞紐附近興建商場方便消費並帶動經濟增長, 但隨著越來越多商場落成, 但整體收入未有大幅增加, 商場消費已不可能為經濟增長帶來刺激. 所以交通方便的位置應改為興建有利於家庭發展, 提高市民健康及知識水平的設施.

 

社會上越來越多人獨居, 在房屋分配及興建上需要提供較多的獨居單位. 但亦要增加建築物的公用設施, 以鼓勵市民多參加群體活動, 擴闊社交. 其實擁有個人空間並不一定和群體生活有衝突, 瑞典的 Co-housing 便是例子. 在這些Co-housing房屋中都有一 “大客廳” 供各屋主共同使用, 以供聚會, 互相交流分享, 並互相分擔照顧子女的工作. 香港的房屋及辦公室建築一向都忽略這些公用地方上的考慮, 不利建立群體生活. 而老年化社會應鼓勵個體參予群體生活, 建立網絡, 以善用彼此資源.

 

  1. 有機混合體

 

在吸引內地及海外人才方面, 我們過去只著眼於人材能在工作崗位上作出的貢獻, 而很少考慮如何令內地及海外人材完全融入社會, 以香港為家, 並且帶來香港文化更新, 啟發年青一代. 坦白說, 是視 “人材” 為 “資本財”, “贃錢機器”, 而非 “人” 材. 這樣做法, 不單只未能培養人材的歸屬感, 亦容易造成本地人與外來者的對立與隔膜. 妨礙港人進一步吸收外來文化, 擴闊視野. 報章便曾報導在香港的大學, 本地生與外來交換生在下課後很少接觸, 缺乏交流. 這其實反映香港人組織的單一性, 沒有金錢利益便不容易組成有力的組織. 香港在認識中國及學習普通話方面進度遲緩, 亦令港人錯失了不少機會.

 

其實吸引內地和海外人材, 與培育和訓練本地人口, 以致吸引海外就學的香港學生回流, 目的並不矛盾. 關鍵是吸納外來者的同時, 要有配套政策幫助外來者融入香港, 和鼓勵本地人接觸外來者, 並學習外來者的文化特長. 本地年青人現在最缺乏的 “國際視野” 其實包括對外國和中國的了解. “外來者” 恰好能為本地年青人提供最切實的 “培育和訓練”. 問題是香港人缺乏如美國人般的吸納多元文化習慣, 而學校, 媒體和社會要做的便是促使這些習慣形成. 由於過往有關輸入人材的政策報導上很少介紹香港因人材輸入而創造的就業機會, 而就業市場又太少對勞工的保障, 經濟不景下欠安全感, 便容易造成本地人對輸入人材的抗拒.

 

所以香港在輸入人材過程中便應不單考慮人材在工作崗位的貢獻, 而應多著眼於人材可如何令港人擴闊視野, 提高香港人的多元文化水平. 因此, 香港需要不單只輸入工商業人材, 亦需要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文化藝術業者, 尤其能和普羅大眾溝通的大眾文化藝術工作者.

 

 

伍廸希

30.10.2006

 

 

註一:

現今發達國家普遍面對人口老化問題, 除非能大量吸納移民, 否則便只能盡力提高生育率以確保長遠可持續發展. 從國家競爭角度看, 後進國由於對移民吸引力較先進國, 如美國低, 而後進國人才又容易被先進國吸引過去. 所以後進國若希望提升自身的發展速度, 以追上先進國水平, 唯一可行的方法便是如北歐國家般實施較平等, 較高保障的社會制度. 一方面維持生育率在與美國2.1差不多的水平, 以確保長遠的人口競爭力和維持比美國人口年青的優勢. 另一方面透過在較平等的機制下釋放人民的潛能, 希望因而在科技上有突破性發展, 或誕生出一些劃時代的意念和革新性的思維, 組織方法. 雖然後進國家科技起點比先進國低, 但由於人口基數龐大, 如中國人口便是美國四倍多. 若能夠排除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 令大量年青人, 革新者不斷衝擊, 突破固有思想框架, 假以時日, 眾多創造性思維的結果便會是技術上, 科學上, 人文素質上的革命性突破. 所以中國不會讓生育率長期低於2.1

 

註二:

為何日本的政策制訂者在十多年前未有採取把私人儲蓄轉為公共儲蓄, 用作鼓勵生育的措施, 而讓日本踏上這衰落的 “不歸路”? 這情況令人費解, 但日本的低生育率是和日本女性在工作中被嚴重歧視, 因而無法在家庭育兒及工作中找到平衡有關. 這情形和南歐比北歐的生育率低許多一樣.

在這些現代社會, 女性教育程度比半世紀前高許多, 若社會無法提供家庭及工作共融的機會, 便會傾向少生. 除非是在紐西蘭及美國等少數族群佔較高比例, 而移民人口又多的國家. 基於種族間潛意識下的 “生育競賽”, 婦女才願意多生. 在日本, 南歐這些缺乏上述條件的國家, 如非採取如北歐國家的政策, 便無法提高生育率. 但北歐國家形式的政策意味著女性從婚姻中獲得解放, 女性地位大幅提高 (瑞典有一半子女是非婚生, 同居情況極為普遍), 在北歐, 紐西蘭等政府提供大量育幼服務的國家, 女性許多都擔任要職. 若日本, 台灣及南韓實施類似政策, 便會直接衝擊這些父權社會背景根深蒂固的地區的男性權力基礎. 日本最近便拒绝修改法律, 讓公主可繼承皇位. 在這些男性主導的國家, 他們不願意為了整體長遠利益而放棄自身階層私利. 所以便對問題採取廻避的態度.

日本人有獨特的 “櫻花” 文化, 對如何結束生命有特殊的看法. 日本電影 “猶山節考” 便講述從前日本老者自動到深山中餓死, 以節省糧食, 好讓下一代存活. 相信2025年後日本供養比率超過70時亦會採取類似做法, 刻意提升老人死亡率來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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