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主席 ‘國藥’ 救港

Published in HKGpao.com, 伍昭冰 Blog 24.10.2017

前幾天中共十九大開幕,習近平總書記向大會作長達三萬多字報告,香港媒體報導大都只集中在中央對香港的 ‘全面管治權’,討論到底對港政策是在 ‘收緊’ 或 ‘放鬆’ ,其它方面卻著墨不多。其實,習近平的報告除政治部份外,亦有不少有關經濟方面,在由前總書記胡錦濤五年前在十八大作出的報告中未有提及的新概念,帶有“善用”自由市場機制的色彩,十分值得注意,例如:

1.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

2.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

3.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後再延長三十年。

4.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

5.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社會性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過辛勤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

6.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著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

很明顯,國家在此時開展上述的改變是要回應十九大開幕報告開首所說,“…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而五年前的十八大開幕,  時任總書記胡錦濤作報告是說:“…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既然中國發展瓶頸已非整體生產力低下,而是部份群體才能未得發揮所長,自然,未來五年的目標主要是透過改革政策,令社會發展更均衡,促進人才及資金等生産要素更自由流動,提升産品服務,和生產技術的水平 (即所謂 ‘供給側’ 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進而為人民帶來美好生活。

以造餅和分餅作比喻,以前是缺乏造餅的技術和機器,大家都只能手工造餅,所以産量不高,材料供應不豐富,吃的都是光酥餅,只能充饑。 現在已掌握造餅技術,有機器,又有充足材料,但只是部份人掌握機器,許多人識造靚餅但没有工具,缺乏機會。現在要改革体制,打破壟斷,便利人才流動,讓有志,有潛能者都不只能造鷄蛋煎餅,還造新款月餅,造人人都能吃得起,樂於分享,放心吃的良心靚餅。

 

聚焦提升經濟活動水平和生産效率,其實亦是中國在未來十五年間年青勞動力供應收縮下的最合理選擇。由於中國在數年前才放寬實行多年的一孩政策,下一次的年青人口浪要在約2035年才出現,過往三十年享受的人口紅利在未來十五年間會劇降,因而,必須透過提升生産水平來維持經濟增長,而非像以往般以大量投入人力及資本來拉動經濟增長。由於國家近年在教育及職訓上確投入不少資源,而事實證明,中央在推動各項必需的改革上,確是能化解一切既得利益的阻力,相信這次透過進一步的體制改革,釋放人民的潛能和提升生産水平並不困難。

值得香港人反思的是,國內在加快改革,反壟斷,鼓勵人才及資金更自由流動,集中投入資源至實體經濟,着力提升産品及服務水平,為香港帶來甚麼啟示?

香港的新聞媒體在數量上據說是世上類似規模的城市中最多的,但主流媒體在報導國際及國內要聞如十九大都這麼缺乏深度及廣度,是否反映我們的 ‘供給側’ 很有問題? 香港的議會及政客水平又如何? 創新金融支付工具近年發展怎樣?

以上的都較虛,實的又如何? 我們的住屋,以性價比計,大概在發達地區中位居榜末。教育及醫療水準近年亦有向下走的傾向。這和決策者的思維很有關係,以下是重要例子:  過去十年香港的私營醫療及意外總保費從四十億劇增至一百二十億,這反映一向欠規管的私營醫療的急劇膨脹,惡果現在大家都十分清楚,一方面是高昂的私家醫療收費,另一方面是公營醫療人手因而被大量拉走,無可避免地工作壓力大增,醫療失誤變成 ‘新常態’。或許,決策者當時的想法是透過市場化化創造大量工作崗位,制造就業,降低失業率。但官員是否理解,這些不注重提升整體(重要地包括公營,不只私營)服務質素和生産技術水平的低質市場化政策其實是不斷在耗費資源,以人才錯配来带動增長,導致産業單一,生產要素未能投入至有利社會長遠發展的產業,又令香港創新乏力,越來越難追上國內發展?

曾蔭權政府確是很善長於運用各種限量供應,創造需求等方法來刺激經濟,制造就業。房屋短缺,炒賣盛行便做就房地產代理業。搞搞車牌拍賣便做就汽車經紀業發展(這是唐英年說的!)強積金高收費和催谷私營醫療便繁榮了保險業。但這些都是如咳藥水或偉哥一樣,病發時暫時用一用,頂一頂尚可。一旦恆常化,當飯吃便為害甚大。現在大家都見到惡果!

香港吃前殖民地精英的 ‘限制供應,放任波動,制造恐慌,刺激需求’ K 仔大久了,弄得外強中乾,虛火旺盛。現在人口急劇老化,又碰上各種社會及經濟發展瓶頸,情況不妙!

習近平説到要提升的全要素生産力(TFP),其它國家一直十分重視,但香港官員似乎一直輕視! 筆者抽樣分析比較2010, 11及16年新加坡及香港財政預算中及’productivity’的次数,竟發現以下如此巨大差異:2010年,新加坡:70次,香港:1次。2011年, 新加坡:24次,香港:2次。2016年, 新加坡:20次,香港:2次。而英國2016年的財政預算亦有50次提及 ‘Productivity’!   請注意,新加坡的財政預算比香港的精簡,目標清析,字数少許多。這反映香港財金及經濟政策官員一直忽視提升TFP這别人都十分注重,最根本的長遠經濟增長推動力。但根據香港金管局2016年3月一份題為 ‘

PRODUCTIVITY GROWTH IN HONG KONG: SECTORAL PATTERNS AND DRIVERS’ 的硏究報告,香港TFP增幅在08金融風暴後下一直偏低,而香港TFP增長,竟主要依賴外圍因素帶動和國家政策對香港市場的刺激,而非自身産業政策和技術革新!

香港的菁英似乎除了等運到,等國家政策外,根本不願意推動就社會長遠發展而言是必需,但損害自身階層短期利益的改革,把香港带出不斷向下走的漩渦!

希望中央善用 ‘全面管治權’,拿《供給側改革》這服 ‘國藥’ 救救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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